中国足球改革就是中国改革的缩影，从一个行业的变迁，能够明显而清晰地观察到改革深水区的制度性约束。中国足球领域的“国退民进”，将深刻影响其他行业的改革，这其中也包括中国教育改革。足球回归“纯足球”，教育也应该回归“纯教育”。
2017年3月23日，在俄罗斯世界杯预选赛中国队对韩国队的赛场上，中国队一名中后卫在下半场频频通过中场分球、组织进攻，一时间，我有些失神地想起了前西德名将贝肯鲍尔“后排插上”式的“自由人”（或者叫“清道夫”）战术。
中国后卫如此出其不意的打法，很多年都没有见到了，上次获得惊喜的时刻还是在2005年世青赛上，而灵动非凡的恰恰是同一个人——冯潇霆。
那支平均年龄20岁上下的中国青年队，在那届世青赛上给世界留下了深刻印象，德国籍主教练克劳琛带队进入16强后，八分之一决赛2：3惜败德国队，仍赢得了尊重和赞誉。
此时，31岁的冯潇霆仿佛回到了十几年前的世青赛赛场，而场边负责指挥的主教练是意大利人里皮。
足球记者在赛前捕捉到一个细节，体育总局领导、足协负责人并没有像往常一样监督训练和比赛，也没有做政治性高于实用性的战前动员。
虽然中韩之战所在的长沙贺龙体育场，早已是上万警力的严防死守，人为牵扯到了一些国际纠纷的政治花絮，但比赛本身完全可以用“纯体育”来概括。
殊死一搏的中国队没有以往“置之死地而死”的胆怯或“三板斧式”的鲁莽，他们发挥了超乎想象的竞技水平（我不记得中国队上次打4—3—3攻击阵型是什么时候的事了，而且对手竟然是比自己整体实力强的韩国队），而同时，没有人看得出这是一支濒临淘汰的小组末流球队，1：0战胜宿敌韩国队——近乎完美的过程和结果！
回归体育本身！这个口号至少在1988年中国奥运代表团“兵败汉城”（韩国汉城奥运会，汉城后来更名为首尔）的时候就提出来了。然而，从那时起，中国体育近三十年的改革、国际化，仍然没有解决足球的顽疾。
2016年，李铁“炮轰”中国足球领队的消息，使一个公开的秘密得到证实：足协直接干预国家队的用人管理，也就是说，主教练并没有国家队球员的选择权。
而大约二十年前，1997年冲击法国世界杯亚洲十强赛中，场边对中国队球员屡屡大喊大叫的，不是主教练戚务生，而是时任足协官员的杨一民。可怜的中国队主教练，竟然也没有战术布置和临场指挥的主导权。
连足球也是官办的！难怪直到今天，中国球迷对中国队的期望值不在技战术和执行力，而仅仅停留在“打出士气”。无须赘述，体制束缚、管理僵化的中国队始终就缺乏“士气”。
其实，2002年日韩世界杯前，我们本来有一次可以脱胎换骨的机会。当米卢来到国家队时，这个“老奸巨猾”的塞尔维亚人，屡屡以各种理由“逃脱”足协会议和政治学习，在用人机制、临场指挥上，一次次避开足协的正面干预。
另一方面，在业务上，他通过“快乐足球”的灌输、实践，有意识地提高中国队员的自信心，并将所有精力集中到足球本身。
这是与现任主教练里皮几乎同出一辙的做法。可惜米卢没有里皮幸运，在带队首次打入世界杯决赛阶段的比赛后，因为与足协矛盾升级而辞职，中国足球改革又因此推迟了十几年。
我一直认为，中国足球改革就是中国改革的缩影，从一个行业的变迁，能够明显而清晰地观察到改革深水区的制度性约束。
中国足球的民众参与度高，民营资本活跃，媒体监督力度远高于其他行业，在一个言路相对宽松、政府管制相对放松的行业里，深化改革具备了较好的民主环境。
2010年后，重建中国足协、重建政府公信力的过程中，发生了一些新的进展。
广州恒大异军突起，恒大集团资本撬动的足球教练、训练、外援引进、俱乐部管理等多层面的国际化创新，给中国足坛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新气象。随着世界级大牌教练、明星外援的强势引进，强大的资本示范效应使中国联赛的国际影响力相应提升。
新的资本不断融入，新的理念推动着俱乐部的内部改革，自下而上地影响中国政府在足球领域的简政放权。
而聘请里皮作为中国足球主教练的背后，除了“政府请客，企业买单”（恒大巧立名目为里皮及其团队发工资）的老套路外，不可忽视的是主教练负责制的彻底贯彻、足球青训体系加紧完善等深层次改革。
中国足球领域“国退民进”的倒逼机制，将深刻影响其他行业的改革。
而中国教育的市场化、国际化又该如何动作呢？
除了环境质量外，“在住房、教育、医疗、养老、食品药品安全、收入分配等方面，人民群众还有不少不满意的地方”。
《政府工作报告》列举的当前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中，教育的排序已经上升到了环境、住房之后的第三位。
如法炮制，足球回归“纯足球”，教育也应该回归“纯教育”。
当对教师的评估需要与教委主导的升学率、高分率挂钩时，教师便不可能因材施教、一视同仁，也不可能摆脱以考试为中心的业务导向。
唯上不唯实的体制，使好教师的标准失去了市场监督，事业单位管理模式的学校，自然是吃大锅饭的温床。
中国教育主管部门的职责过多，大到学校的建立、基础建设投资，小到教材编审、教师培训，事无巨细，而人手又有限，不可能面面俱到，这种管理本身就是失控的、低效的。
在英国，虽然也是以公立教育为主，但教育质量监控体系是由专业机构承担的，而大学的校长任命也是由校董会及相关自治体系决定的，政府没有直接任免的职责。
而且校内行政与学术分开，行政不能直接干预学术。
英国作为老牌教育大国，这样的管理体制已经延续了几个世纪，值得我们进一步学习、借鉴。
2016年5月14日教育部针对江苏、湖北高考“减招”，仍然是典型的计划体制形态，发展西部教育如果还是靠行政干预和指令，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很可能费力不讨好，两边得罪。
“减招”的出现，再次证明了中国高等教育资源匮乏的现状。而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教育，需要体制外教育形态的补充，这里面包括民办教育和国际教育。
解决“减招”问题，就是中国教育改革的大方向问题，根本上说要加快中国教育多元化，接纳更多的体制外教育形式作为有益的补充，如此才能形成所谓“倒逼机制”，反过来扩大体制内教育的规模，提高办学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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