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足球触底反弹的启示

2017年03月30日10:54  教育专栏     我有话说

  中国足球改革就是中国改革的缩影,从一个行业的变迁,能够明显而清晰地观察到改革深水区的制度性约束。中国足球领域的“国退民进”,将深刻影响其他行业的改革,这其中也包括中国教育改革。足球回归“纯足球”,教育也应该回归“纯教育”。

  2017年3月23日,在俄罗斯世界杯预选赛中国队对韩国队的赛场上,中国队一名中后卫在下半场频频通过中场分球、组织进攻,一时间,我有些失神地想起了前西德名将贝肯鲍尔“后排插上”式的“自由人”(或者叫“清道夫”)战术。

  中国后卫如此出其不意的打法,很多年都没有见到了,上次获得惊喜的时刻还是在2005年世青赛上,而灵动非凡的恰恰是同一个人——冯潇霆。

  那支平均年龄20岁上下的中国青年队,在那届世青赛上给世界留下了深刻印象,德国籍主教练克劳琛带队进入16强后,八分之一决赛2:3惜败德国队,仍赢得了尊重和赞誉。

  此时,31岁的冯潇霆仿佛回到了十几年前的世青赛赛场,而场边负责指挥的主教练是意大利人里皮。

  足球记者在赛前捕捉到一个细节,体育总局领导、足协负责人并没有像往常一样监督训练和比赛,也没有做政治性高于实用性的战前动员。

  虽然中韩之战所在的长沙贺龙体育场,早已是上万警力的严防死守,人为牵扯到了一些国际纠纷的政治花絮,但比赛本身完全可以用“纯体育”来概括。

  殊死一搏的中国队没有以往“置之死地而死”的胆怯或“三板斧式”的鲁莽,他们发挥了超乎想象的竞技水平(我不记得中国队上次打4—3—3攻击阵型是什么时候的事了,而且对手竟然是比自己整体实力强的韩国队),而同时,没有人看得出这是一支濒临淘汰的小组末流球队,1:0战胜宿敌韩国队——近乎完美的过程和结果!

  回归体育本身!这个口号至少在1988年中国奥运代表团“兵败汉城”(韩国汉城奥运会,汉城后来更名为首尔)的时候就提出来了。然而,从那时起,中国体育近三十年的改革、国际化,仍然没有解决足球的顽疾。

  2016年,李铁“炮轰”中国足球领队的消息,使一个公开的秘密得到证实:足协直接干预国家队的用人管理,也就是说,主教练并没有国家队球员的选择权。

  而大约二十年前,1997年冲击法国世界杯亚洲十强赛中,场边对中国队球员屡屡大喊大叫的,不是主教练戚务生,而是时任足协官员的杨一民。可怜的中国队主教练,竟然也没有战术布置和临场指挥的主导权。

  连足球也是官办的!难怪直到今天,中国球迷对中国队的期望值不在技战术和执行力,而仅仅停留在“打出士气”。无须赘述,体制束缚、管理僵化的中国队始终就缺乏“士气”。

  其实,2002年日韩世界杯前,我们本来有一次可以脱胎换骨的机会。当米卢来到国家队时,这个“老奸巨猾”的塞尔维亚人,屡屡以各种理由“逃脱”足协会议和政治学习,在用人机制、临场指挥上,一次次避开足协的正面干预。

  另一方面,在业务上,他通过“快乐足球”的灌输、实践,有意识地提高中国队员的自信心,并将所有精力集中到足球本身。

  这是与现任主教练里皮几乎同出一辙的做法。可惜米卢没有里皮幸运,在带队首次打入世界杯决赛阶段的比赛后,因为与足协矛盾升级而辞职,中国足球改革又因此推迟了十几年。

  我一直认为,中国足球改革就是中国改革的缩影,从一个行业的变迁,能够明显而清晰地观察到改革深水区的制度性约束。

  中国足球的民众参与度高,民营资本活跃,媒体监督力度远高于其他行业,在一个言路相对宽松、政府管制相对放松的行业里,深化改革具备了较好的民主环境。

  2010年后,重建中国足协、重建政府公信力的过程中,发生了一些新的进展。

  广州恒大异军突起,恒大集团资本撬动的足球教练、训练、外援引进、俱乐部管理等多层面的国际化创新,给中国足坛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新气象。随着世界级大牌教练、明星外援的强势引进,强大的资本示范效应使中国联赛的国际影响力相应提升。

  新的资本不断融入,新的理念推动着俱乐部的内部改革,自下而上地影响中国政府在足球领域的简政放权。

  而聘请里皮作为中国足球主教练的背后,除了“政府请客,企业买单”(恒大巧立名目为里皮及其团队发工资)的老套路外,不可忽视的是主教练负责制的彻底贯彻、足球青训体系加紧完善等深层次改革。

  中国足球领域“国退民进”的倒逼机制,将深刻影响其他行业的改革。

  而中国教育的市场化、国际化又该如何动作呢?

  除了环境质量外,“在住房、教育、医疗、养老、食品药品安全、收入分配等方面,人民群众还有不少不满意的地方”。

  《政府工作报告》列举的当前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中,教育的排序已经上升到了环境、住房之后的第三位。

  如法炮制,足球回归“纯足球”,教育也应该回归“纯教育”。

  当对教师的评估需要与教委主导的升学率、高分率挂钩时,教师便不可能因材施教、一视同仁,也不可能摆脱以考试为中心的业务导向。

  唯上不唯实的体制,使好教师的标准失去了市场监督,事业单位管理模式的学校,自然是吃大锅饭的温床。

  中国教育主管部门的职责过多,大到学校的建立、基础建设投资,小到教材编审、教师培训,事无巨细,而人手又有限,不可能面面俱到,这种管理本身就是失控的、低效的。

  在英国,虽然也是以公立教育为主,但教育质量监控体系是由专业机构承担的,而大学的校长任命也是由校董会及相关自治体系决定的,政府没有直接任免的职责。

  而且校内行政与学术分开,行政不能直接干预学术。

  英国作为老牌教育大国,这样的管理体制已经延续了几个世纪,值得我们进一步学习、借鉴。

  2016年5月14日教育部针对江苏、湖北高考“减招”,仍然是典型的计划体制形态,发展西部教育如果还是靠行政干预和指令,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很可能费力不讨好,两边得罪。

  “减招”的出现,再次证明了中国高等教育资源匮乏的现状。而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教育,需要体制外教育形态的补充,这里面包括民办教育和国际教育。

  解决“减招”问题,就是中国教育改革的大方向问题,根本上说要加快中国教育多元化,接纳更多的体制外教育形式作为有益的补充,如此才能形成所谓“倒逼机制”,反过来扩大体制内教育的规模,提高办学水平。

  (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立场。)

文章关键词:中国足球高考教育主教练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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