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一直觉得当老师过瘾，可以随便训人。说的是小学初中的老师，八线小城的。到高中，学生大了，长得比老师还猛一头，老师就客气了，开始讲道理了。小学可不是那样，有的凶猛彪悍的老师，一耳光能把学生脸扇肿。吴老师就是。
吴老师是我小学四年级的语文老师，老婆一开始是广播电视局的临时工，后来辞退了，安排到电影院。那是九十年代中期，小县城的电影院濒临倒闭，一年买电影票的老百姓加起来都填不满一场放映。大喇叭天天吆喝《五鼠闹东京》、《狮王争霸》，就是没一根人毛来看。唯一的例外是《泰坦尼克号》，政府部门，机关单位，一人一张票，大人带着小孩，连着三个晚上涌向电影院。
《泰坦尼克号》上映后第二周，吴老师上课，站在讲台上，咳嗽两嗓子，问：“咱们班有谁的爸是局长、科长、厂长的？”三五个人站起来了。吴老师看了看：“副的也算。”噌，又站起来七八个。胸脯挺得蛮高。有个孩子听错了，他爸本来是副科长，他头一次就站起来了，小脖儿仰着。吴老师说副的也算，他听成副的不算，又坐下了。
吴老师点了人头，拿着一沓电影票说，来，一人20张，回去让你们的爸发给单位职工，一张票两块五，下星期把钱给我。过了两个月，吴老师又发电影票，还问谁的爸是领导谁就站起来，结果加上副的都不到五个。吴老师也没说别的，发了票放学了。一个孩子是我好朋友，父亲在磷肥厂当副厂长。夜里，我正在家写作业，门敲开了。他吭哧瘪肚地站在我面前，后面跟着个二十出头的青年，是他哥。他问我：你知道吴老师住哪儿不？我爸打了我一顿，叫我把票退了。
吴老师很快没在学校干了。但他是我小学里印象最深的老师，不是因为课教得好，是因为打人有风采。他常左手插在裤兜，站讲台上，右手伸出食指，眼神盯住某学生，食指勾动：来，你过来。声音轻柔，带点儿暧昧。学生茫然往前走，刚近讲台，吴老师一脚踹出，学生一屁股坐在地上，滑出两米。吴老师又勾动食指：来。
学生惊惧地看着他，不敢动。“起来。”吴老师声音很温柔。学生站起来，却不挪步。“往前走！”吴老师开始严厉。学生挪着碎步往前迈，刚挪到讲台，吴老师又一脚飞出。踹完，两手插进裤袋：下次还左顾右盼不？学生说，不左顾右盼了。还驴叫不改不？不驴叫不改了。直到上了五年级，我才知道是屡教不改。
吴老师就是我小学初中时遇到的老师的典型，却不是特例。对老师的恐惧，直到初中三年级才慢慢好转。那之前，我所经历的学校教育都是以体罚为主。初一教政治的，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头，讲些如何保持健康乐观之类的话题。平时和蔼可亲，到了期中考[微博]试，发试卷时，带了条戒尺到课堂。念个名字，念个分数，离八十分差多少，就打多少板。
学生把手凌空伸出来，齐胸口高，一板下去，再伸手就只能到小腹高了。第三板，手只能到腰胯高了。老师就用戒尺从下边托住手，说，高点，再高点，越高越不疼。有的学生，一板打下去手就夹到两腿中间出不来了。一只手打肿了，换另一只，板数不能少。碰见纤弱秀气的女生，会手下留情一点，板子落下去没那么疼。有的老师会故意装出要掏大劲的样子，吓得学生缩了手，他就笑眯眯地说，别慌，我还没打呢，真想打你就不用板子了，就用藤条了。真有老师用藤条和鸡毛掸子打的，那就是非常严厉的惩罚了。
除了打板子，还有揪耳朵。一道代数题做不出来，拎着耳朵在黑板前绕三圈。有的女生，耳朵一揪眼泪就吧嗒吧嗒往下掉。老师就说，现在知道羞了，上课开小差怎么不知道羞？考试考零蛋怎么不知道羞？很长时间里，我一直以为老师训学生时很生气，后来慢慢发现，老师一边揪耳朵一边笑。但他会克制住，表现出愤慨的样子：考这点分数，对得起谁！对得起父母吗？对得起老师吗？对得起一天三顿饭吗？学生就勾着头。有的老师，一定要逼学生回答到底对不对得起，有的学生糊涂了，老师问什么都说是，问对不对得起，就说对得起。
多年以后，慢慢明白，一个学生学得好不好，考多少分，跟他上课有没有认真听讲，有没有努力学习，没多少关系。有关系的，一是智商，一是老师教的水平。但智商自己改变不了，老师教课的水平学生也左右不了。所以，差生的差，根本怨不到自己头上。
谁家父母不想生个会读书的孩子呢。既然孩子笨，火腿肠和牛奶就一箱一箱地往老师家里送。当个局长的，碰见老师还要点头哈腰。在单位训人训惯了，来到学校被老师训。回头打电话让校长转达一下，说这是哪个局的局长，下次老师见面就客气了。
我上学那会儿，乡下的中学，老师有既教数学又教体育的，有既教化学又教政治的。我家在县城，比乡下好些，老师不兼两门课了，但生物老师把“草履虫”读成“草覆虫”好多年，语文老师把《水调歌头》念成“人有悲欢离合，月有旦夕祸福”。不过这至少说明一点，语文老师是有课外阅读量的。
就是那位念成“草覆虫”的生物老师，一双色眯眯的眼睛常盯着班里最漂亮的几个女生，每次上课故意抽她们背书，还要她们站到讲台前背。台阶高，学生站下面，老师站上面，一对儿眼珠贼溜溜朝女生正在发育的胸脯打量。女生知道，能背出的东西也背不出了，脸涨得通红。
我那时候的同学，十多年后，有的在小卖部当老板娘，有的在超市当收银员，还有的在做美甲、送快递。想起这些，我就觉得自己真是十分侥幸。我的成绩并不比他们好多少，初二时英语烂到只有四十分，成天上课开小差幻想自己是郭靖，幻想自己和黄蓉在海岛沙滩上，还有密室疗伤。好在初三时碰见一位很好的班主任，教英语，逼着学生背每一篇课文，一点点把我拖后腿的英语补上去了。后来中考考了好成绩，进了一个不错的高中班里。
那个班我们叫火箭班。在每个教育资源极度落后的地区，都有这样的班级存在，是为了落实教育局下达的升学指标的。当时的学校，除了我们班和三个快班之外，剩下十多个班级成绩最好的学生也很难考进年级前两百名。需要交待一句，我们那时候，每个班都是一百多号人。
后来离开家乡，回头看中小学[微博]经历过的教育，唯一的感觉是两个字：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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