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点：为了让孩子上国外的好大学，不少中国父母开始花重金送孩子出国读高中。这些孩子被“空投”到一个全然陌生的环境，也因此被称为“降落伞儿童”。留学从来就不只是追求优质教育资源那么简单，《纽约时报》的这篇报道为我们展示了这一大潮下的个案，也能让我们从一个新的维度了解低龄留学。
注：本文The Parachute Generation原载于《纽约时报》，由外滩教育编译，有删节。
文 | Brook Larmer 编译 | 闻琛、孙鲁妮
编辑 | 闻琛
我第一次见到杨金凯（音）时，离他登机赴美只剩两天。在他的家乡——工业城市沈阳，雾霾把太阳变成了一只怪异的圆球。这名16岁的少年在家中晃来晃去，他的妈妈则忙着把棉睡衣、筷子、方便面等装箱打包，以便他离家在外也能像待在家里一样舒舒服服。
她指着儿子卧室中一幅十字绣画像说：“我绣了整整一年，知道这一天总会到来。”那幅真人大小的画像用闪亮的金线绣出了她的独生子，将在儿子离家后继续陪伴她。
金凯从没出过国，但他早就为自己取了一个英文名——Korbin，幻想着即将开始的生活大冒险。“应该会很有意思，”他说，“我会交很多美国朋友，说不定还能交个美国女朋友。”他瞥了父亲一眼：“甚至还能有一把枪。”这个夏天，为了提高英语，Korbin一直在热心地追美剧《犯罪心理》。
为了让Korbin从竞争激烈的中国教育体制中解脱出来，杨爸爸已经在一家留学机构花了近4万美元。在该机构的帮助下，Korbin被密歇根州的一所公立高中录取。杨家的最终目标是让Korbin上美国的名牌大学，而他即将入读的高中——牛津，光校名就让人心生向往。尽管此牛津只是一个位于底特律北面的小镇，与英国的牛津大学没有一丁点关系，但Korbin说：“我爸对牛津的文凭还是很买账的。”
尽管美中关系不像先前那么热络，但涌入美国的中国留学生还在不断增加。中国大陆赴美读高中和大学的学生人数多达37万，比十年前多出6倍。据美国商务部统计，2015年中国留学生为美国贡献了114亿美元——这也使得美国成为中国教育产业最大的“出口国”。
中国正在崛起，但她的社会精英们却选择将独生子女送到竞争对手那儿上学，这很值得玩味。强调死记硬背的传统教育方式的确培养出了一些考试高手，但很多中国家庭却对此深表担忧，他们并不认同虎妈式的教学方式，也担心激烈的升学竞争会扼杀孩子的创造力。
据上海一家调研公司的调查，中国的百万富翁中有83%计划送子女出国留学。调查还显示，出国留学者的平均年龄已经从2014年的18岁降低到了如今的16岁，首次触及高中生年龄层。
2005年，入读美高的中国学生只有641名。到了2014年，这一人数达到4万名，十年间增长了60多倍，这也使得中国小留学生的人数占到美高国际生人数的近一半。
“家长们意识到，要想让孩子上顶尖的美国大学，就得尽早行动，中国家庭在寻找任何可能的竞争优势。”融尚私塾的创办者Nini Suet说。这家总部位于北京的高端留学机构，帮助中国孩子申请美国寄宿学校，咨询费用为2.5-4万美金。
随着宣扬“美国第一”的特朗普政府入主白宫，为这一现象能否延续增加了不确定性。在中国，人们已经感受到了这股风潮。经济增长放缓消耗了家庭积蓄，汇率上浮又使得留学美国变得更加昂贵。同时，适龄留学生人数也在减少：在过去十年间，18-23岁的年轻人数量减少了近四分之一。
但是目前仍有大批中国学生赴美求学，不管他们上的是公立学校还是私立学校，是大学还是高中，来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购买力对所在社区造成的影响还是呈现出乘数级效应。
希望尚存，但现实情况要复杂得多。看重美国文凭的中国家庭把大部分钱花在了中介身上，正是这些中介机构在帮中国家庭和缺钱学校牵线搭桥。
美国《外交政策》载文显示，尽管中国学生来自世界上最大的无神论国家，但近60%的孩子最后都上了教会学校，因为他们的父母认为教会学校在安全、纪律和道德层面有保障。另外一些学生则去了文凭生产作坊，这些学校授予文凭，却缺乏对孩子们的管理。
如果说这些小留学生是“降落伞孩子”，那么公立高中则是刚刚被开辟的着陆点，目前仅有不到5%的中国学生就读于公立学校。公立高中加入其中，一方面是因为私立学校接收学生数量接近饱和；另一方面，一部分学区也开始依靠留学生缴纳的费用来弥补教育经费不足，也想借此增加文化多样性。
说起与中国联系之紧密，很少有公立学区能超过底特律郊外的牛津镇。2010年，该镇首次招收中国学生，而牛津高中的校训则是——“我们以世界为课堂”——尽管他们仍收取学费。
随着留学生数量的增加，其他中西部地区的学校也开始效仿牛津的做法。但是当一家来自北京的教育公司想在牛津校园中花数百万美元为中国学生建宿舍楼时，社区战争爆发了。
Korbin一家正是在牛津镇刚开始进行这种尝试时赢得了机会。Korbin的父母在农村长大，小时候吃饭都成问题，更别提接受适当的教育。父亲杨怀国（音）进城后一度以回收废铜烂铁为生，直到在锅炉维修和房地产生意中发家致富。
他很担心Korbin的教育问题，最大的压力来自于决定孩子命运的两场考试：中考和高考。在Korbin的学校与牛津合作之前，他没有什么好的出路。合作项目听起来不错：读完10年级后，牛津高中保证为Korbin提供一个学位，再读两年，直到他毕业。
杨爸爸认为，这不仅仅关系到光耀门楣或者未来找份好工作，“我还希望儿子能明白，世界比沈阳大，世界也比中国大”。
“我是个中国男孩，但是想交美国朋友”
到牛津后的最初几天里，Korbin惊讶于这里的天之蓝，也惊讶于这里竟然没有摩天大楼。看了那么多美剧后，他总以为美国的任何地方都和纽约一样。
然而，人口仅3500人的牛津镇，除了一条主街和有百年历史的店面，就只有矿场和马厩、木屋住宅区，以及只有一家中餐馆的商业区。
▲ 位于底特律郊外的牛津镇Korbin的寄宿家庭住在一条枝叶繁茂的巷子里，车道上有两个篮球架，屋后还有一张蹦床。Korbin突然之间就有了四个美国兄妹，他还管寄宿家庭的女主人叫“妈妈”。“爸爸”是汽车厂的工程师，他所在的汽车产业刚在上一轮经济衰退中削减了成千上万个工作岗位。
Korbin沉浸于他的美式生活中：橄榄球比赛、仓储式商场，以及有一支摇滚乐队的基督教堂。在他的美国大冒险中，很少单枪匹马。
密歇根州已成为想上美国公立高中的中国留学生们的最爱，十多名来自沈阳的孩子就住在附近。牛津镇也迎来了Korbin和另外23名学生，因为他们项目的代理机构BCC国际教育集团与牛津高中有合作关系。
还有另外19名学生，是北京的为明教育集团带来的。这两群孩子交集不多，因为为明的大部分学生都住在罗彻斯特学院的宿舍里。罗彻斯特是一所基督教文理学院，距离牛津镇半小时车程。Korbin为自己能住在美国人家中而庆幸。
他在美国的生活与他的留学生前辈们很不同。当第一批中国留学生在“文革”后来到美国时，很多人都很穷，只能靠收集易拉罐和做清洁工维持生计。今天的中国学生比他们的美国同学要阔绰得多，特别是在公立高中内。
在牛津镇，即便是在中产家庭出身的孩子们中间，中国孩子的到来也引发了他们的嫉妒，甚至愤恨。因为中国孩子会显摆自己不同版本的iPhone新机（Korbin只有一款），男孩们随身携带数百美元现金，每天轮换着穿出自不同设计师之手的运动鞋——耐克、彪马、阿迪达斯。Korbin的同屋Oscar同样来自中国，喜欢谈论他父亲的豪车车队，还花数千美金购买笔记本电脑。
交美国朋友并不像Korbin预想的那么容易。在拥有1845名学生的牛津高中，中国孩子通常聚在一起说中文。Korbin想跟他的美国同学交流，但每次尝试，总会因为无法理解对话背后隐藏的文化含义，或听不懂俚语而宣告失败。
尽管如此，Korbin并没有放弃，他对全班同学说：“我是个中国男孩，但是想交美国朋友。这是对我而言最重要的事。”
返校舞会也许是他最好的机会。他在迪斯科球灯光的映照下穿过房间，邀请一个女孩跳舞，姑娘笑着婉拒。他又邀请另一个姑娘，又被拒了。最后，在邀请第三位的时候终于成功了——舒缓的音乐响起，跳舞的人们成双成对，Korbin却迈不开腿，也不知道两只手该往哪儿放。“我完全僵住了。”他说。女孩丢下Korbin，回到自己朋友那儿，她不知道一个中国男孩能否在美国找到立足之地。
“这事从来没人做过，所以也没有先例可供参考”
我第一次见到William Skilling，是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他穿着柔软的卡其布裤子和白衬衫，短发经过精心梳理，即将飞往中国内陆一个尘土飞扬的城市。
作为牛津学区的主管，Skilling认为自己就像一个国际教育的传道者。这是他第19次来中国，这次是为了考察为明教育集团的计划——在毗邻牛津高中的地方建一幢价值数百万美元的宿舍楼。他说：“这将开创美国公立学校的先河。”
Skilling曾当过高中政治和经济学老师，对他来说，这个宿舍项目是多年来与中国打交道的成果。他第一次打入中国市场是在2008年，当时创立了美国学校中规模最大的中文课程之一。如今，从幼儿园到12年级，每天有超过2300名学生在牛津学区学中文。
Skilling说：“美国教育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让学生做好准备，以适应一个时刻都在发生变化的全球化的世界。”中文课是当地政府计划的一部分，以吸引中国公司投资密歇根东南部地区。
“中国人对密歇根州印象并不好，”Skilling告诉我，“所以我们希望通过建立一个世界级的中文项目来改善和中国的关系。”
他们伸出的橄榄枝得到了回应。2013年，牛津学区被负责运行孔子学院的国家汉办评为“年度孔子课堂”。在过去7年里，至少有40位牛津的教师和管理者访问了中国。
有了这种回应，Skilling就为牛津学区安排了第一批中国学生。按照美国的规定，国际学生在公立高中只能读一年，Skilling就请当地大学协助高二学生申请F-1学生签证。这些孩子可以继续留在高中上学，之后也可以去考全日制的大学。中国家长希望孩子有足够的时间为进入美国大学做准备，所以第二年很关键。Skilling告诉我，美国国土安全部当时并没有提出反对。“这事从来没人做过，所以也没有先例可供参考。”他说。
很快，牛津学区就吸引了更雄心勃勃的中国公司。2012年年底，为明教育总裁林浩访问密歇根州，他提出要从美国中部地区的实验学区开始，让1万名中国学生进入美国高中学习。作为中国最大的私立教育公司之一，为明在国内遵循了类似的策略，在九个省级城市建立了15个校区，有3万多名学生。
牛津与为明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以确保中国学生的生源——在未来的20年中，每年有至多200名学生到牛津上学。而每接纳一名学生，为明就会向牛津学区支付每年10000美元的费用。这对于一个面临预算压力的学区来说是巨大的福利，但还是比中国家庭支付给为明的包括学费、寄宿、保险和英语辅导课程等共计40000美元的费用少很多。但该公司表示，由于市场竞争激烈，其费用已经下调到约30500美元。
▲ 牛津高中为明还承诺，如果中国学生的数量达到一定规模，他们将为学校免费建造一座价值数百万美元的学生中心和宿舍。随着牛津的为明学生越来越多，北京和密歇根的建筑师开始为宿舍规划蓝图。
“现在我就不那么渴望成为美国文化的一部分。我只想做自己，做一个中国人。”
当Korbin的音乐欣赏课上到一半时，牛津高中的高音喇叭响了。“安全封锁演习！一名武装入侵者已进入校园！”Korbin的同学们从座位上跳出来，伏下身子冲向门口。
Korbin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虽然他的英语有所提高，但词汇量还是有限，学校的广播对他来说是个挑战。他习惯了教室里时不时响起的摇滚乐，但这一次广播的语气很严肃。“老师，保护好你的学生！”当音乐老师把每个人都带到隔壁的女生洗手间时，Korbin更加困惑了。“快点！”她大叫。Korbin一进入洗手间的隔间，老师就锁上了门。他们惴惴不安地等待着，直到演习结束。
后来，Korbin笑着谈起这件事。他忘了妈妈最开始的担忧——枪支、骚乱、学校枪击事件，差点让他失去了在美国学习的机会。爸爸为了向妈妈保证儿子生活的地方足够安全，甚至先行考察了一遍美国。而Korbin在牛津所面临的唯一危险，其实来自他的“美国朋友们”。
一天，一群吊儿郎当的运动员学生让Korbin和他们一起进男生洗手间，让他试了试电子烟。这个邀请对于一个中国孩子来说意义非同寻常，他很高兴和美国同学打成一片。这些同学向他灌输“酷孩子从不学习”，从那以后，全A学生Korbin就放松了他的学业。他开始练习举重，盼着练出点肌肉以吸引女孩子。
但当新朋友们开始怂恿他欺负其他学生时，Korbin离开了他们。他不想对学校里的非裔学生说种族歧视的话，也不想用中文辱骂其他中国学生。“我努力结交美国朋友，却发现自己失去了中国人的风格和个性。”Korbin告诉我，“现在我就不那么渴望成为美国文化的一部分。我只想做自己，做一个中国人。”
随着美国梦的这部分失去光泽，Korbin开始埋头学习，并成为一个爱国主义者。2015年9月，中国为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而举行阅兵仪式，Korbin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个状态，配图是一面印着“Great China！”的中国国旗。
之后，Korbin和Oscar离开了他们的寄宿家庭，搬到了一个由当地老奶奶照顾的房子，与另四名中国学生同住。Korbin也不再练习举重，他不再想要一个美国女朋友，也很少和美国学生交往。在他所在的大学预备班中，都是为了维持签证状态的中国学生 。
不过，Korbin还是很怀念高中的最后一年。在他重新投入学习后，他的GPA达到3.96，成为全班最高，标化考试分数也达到了大学申请要求。他表示再次成为一个书呆子的感觉很好，“我是父母的独生子，他们为我到美国学习付出了很多，我为什么不更加努力地学习呢？”
“我们的工作就是教育中国孩子吗？”
我刚刚进入牛津学校的停车场，就有一个戴着棒球帽的胡子男出现在我的车窗前，问我是不是来参加中国公司建宿舍楼的会议。他向我抱怨：“我们的工作就是教育中国孩子吗？”
2014年10月前，牛津学区的“中国市场计划”只包括中文课程、招收中国学生等，几乎没有任何人反对，但建中国学生宿舍的计划触动了当地人的神经。
此时，有大约60名当地居民聚集在学校礼堂，Skilling说：“我来这里是为了消除疑虑的。”在谈过文化交流的好处后，Skilling提到了财政。他说，如果每年接收200名中国学生，就有净130万美元流入学校。他认为，更大的激励是建立数百万美元的宿舍，包括8间供所有学生使用的教室。“我们不用支付一分钱，”Skilling说，“这是双赢。”
在这之后，有一群牛津居民开始研究这个国际项目。“我不认为我们是在反对这里有外国学生，”马厩主人Kallie Roesner-Meyers说，Kallie 同时也是 Team 20团队的发起人，“但是关于这个中国计划，我们需要获得更多的信息。”压力还在持续，宿舍项目搁置了。
现在，仍有约100名为明学生在牛津。而在中国，还有成千上万名学生期望来美国读书，为得到一个学位而努力着。牛津的为明宿舍计划悬而未决。11月，美国国土安全部提出一项裁决，未来将不再允许签证操作，这是对牛津学区开创的模式的打击。
牛津没有受罚，但不再允许中国学生在高中校园里待一年以上。41名高二学生被允许留下，但他们得在罗切斯特学院，而不是牛津高中完成所有课程。去年6月，这些孩子获得了高中毕业证书。但高一学生的未来还没有明确方向。他们可能无法从牛津高中毕业，但现在重新去准备高考为时已晚。所以他们可能会重新回到起点，寻找进入其他美国学校的可能。
“我真的希望还在那里”
在牛津高中的毕业典礼上，学生们的座位按姓氏首字母排序，Korbin Yang被安排在了最后一排，四周是一群中国同学，他们的姓名以字母X、Y或Z开头。许多学生走上毕业典礼的领奖台时得到了欢呼声，但是当Korbin的名字响起时，只得到稀疏的一两声鼓掌。
秋季，Korbin开始就读于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这里已经有近2500名中国学生。他的父母为儿子能进入一个世界Top 50的大学而自豪。
去年夏天我在沈阳见到Korbin时，他带我去了当地的一个美式啤酒吧，他的爸爸是该酒吧的老板之一。在玩过一个酒桌游戏后，他谈论了在牛津的体验。他承认，尽管在密歇根待了两年，但离开时没有一个美国朋友。“奇怪的是，这种经历让我更加欣赏中国文化。”他说。这是中国留学生通常都会有的一种情绪，海外经历会增强他们的民族自豪感。整个夏天，Korbin都在研究中国历史书籍、练功夫。在美国，他找到了他的中国心。
现在，是Korbin在宾州州立大学的第一年，他可以一整天都不说一句英语。他说：“我一直和我的中国朋友们在一起，没有机会认识美国朋友。”Korbin现在合法停留在美国，努力学习电气工程专业。但是，如果特朗普紧缩与中国的贸易往来，限制发放签证，将对学生们造成重大影响。不仅影响留学生，而且影响美国的高中和大学，特别是那些每年依赖于中国数十亿美元经济贡献的中西部地区。
对于Korbin来说，尽管由于缺乏美国朋友，但美国高中仍然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去年圣诞节，他没有回沈阳，而是回到了牛津 。他的第二任寄宿家庭母亲送给他两件连帽衫和他最喜欢的巧克力，并准备了一顿圣诞大餐。Korbin送给她一个马克杯，还和他曾经照顾长大的小狗一起玩。
“我真的希望还在那里。”他说，听起来就像所有大一学生想念自己的家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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