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朝晖：实际上去年那个活动我没来，人民日报逮着我要写一个短评，我把我基本的意思说一下，义务教育阶段是公共产品，那怎么分配呢？我们小时候在生产队里有一个基本办法，把少量的像豆子这种东西找一个人去分堆，你生产队比如8户人家，就分8堆，分开以后，让生产队里的五保户、老弱病残的先拿，分堆的人最后拿，后面，从理论上讲有分蛋糕的理论，把它变成一个理论了，当时人民日报接到我这个稿子以后就问我，你这样讲可行吗？我先不讲可不可行，先讲基本道理是这样的基本道理，公共产品怎么分？就是应该找到一个分配的机制，这个机制能够保障如果你分配不均匀的时候，有个什么反馈的机制，然后继续让你保持公平公正，这是首先我们要明确这样的基本原理。现在之所以义务教育阶段择校，老是解决不了，就是因为我们可以保证义务教育资源公平的分配的机制。我们实际上权利在义务教育资源分配中起到了坏的影响，起到了不公平方向的影响，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要朝着我们刚才讲的基本原理的方向去想点子，想办法，大的思路是这样的。接下来，我是很赞同21世纪教育研究院(微博)提出这个建议的，基本大的方向就是公开透明，让过程本身是可以经得起大家检验的，而不是少数人来摆弄义务教育资源怎么分配的问题。

　　这里你讲公开人数和比例还不够，你要共建就应该公开哪个家庭享受了这个指标，如果不公开有什么利益呢，就是要公开谁享受了，你说我不享受这个公共资源那可以，可以不公开，但是你要享受公共资源就应该做到这一点。总体来讲，这个问题不复杂，但是做起来难是因为我们现实社会中有很多实际的问题，很多人不愿意抛弃自己的特权。我就简单讲这些。

　　主持人杨东平(微博)：大家都讲到共建生这个问题是北京市最困难的，我觉得应该有更高层级，比如说国务院办公厅来介入来规范来调整这个政策，北京市发文，中央听吗！

　　储朝晖：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我上次写的稿子。我在这里就不讲了。

　　主持人杨东平：下面请北京市理工大学的副教授郜岭的发言。

　　郜岭：各位下午好，上个礼拜我们研究院开会的时候，我和杨老师又聊起来了小升初的事情，杨老师说你准备一下，下礼拜有一个会议，我就准备了一下。一方面作为小升初的家长(微博)，去年艰苦奋斗小孩也在小升初的过程中，有苦也有甜，苦很深，甜也很甜蜜。今天我更多是作为教育研究者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同时也结合一些感受在里面。凡是经历过小升初的家长都很难忘记这样的场面，孩子在路上吃饭，在各大快餐基本都尝遍了，孩子毕业的时候还面临的问题，有时候数学不会了，有时候还要请家长做一做，这么大年龄还要算奥数题，然后再教给小孩子，小孩子学不会啊，然后家里还在争，爸爸说该学，爷爷说不该学，对孩子真的是煎熬！通过学就有可能进入比较好的中学。但是孩子也非常累，都睡着了！从我来看，主要面临这么几个困境，一个是辅导班的问题，一般有坑班，还有校外社会机构，据统计北京市的机构媒体公布过，蛮多的，具体记不清楚了，在这个课程中最主要是奥数和英语，奥数最为优胜，还有一个评优现象，三好生和荣誉称号的。对于少年儿童尤其对小孩子心理也是非常脆弱的，对一些东西非常敏感，在小学的时候就定性三好生，小孩子心里对这个印象非常深刻，可能会有一些人在心目中会形成一种概念，我不是优等生，这个比例相当高，特优是相对少的，没有获得特优比例的占大多数，当他们成年以后他们心理阴影是不是还存在！如果存在的话，在社会中成长的阴影会不会反映出来，当他们到30、40岁，推优的政策，我个人认为不应该存在。包括我们三好学生加分，本身已经很好了，为什么还要加分呢！我个人作为教育研究者来说我个人比较反对这个政策！

　　一方面要严格治理，但是肯定要找点出路，大概有三个出路；一个是严格执行就近入学，取消“三好”等称号与升学挂钩。公办中学逐步取消共建生和择校生。就说我们各种部门，居住地周边一定有小学的，一定有学区的，他可以直接就近入学。还有治理中小学与各种培训机构所谓的“合作”，说到政策二，示范高中招生分配。这是广州教委负责人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发的一篇东西，2013年广州市能否推行示范高中招生指标分配老百姓也在期待。每一所普通学校前20%的学生是可以上到优质高中的，我在普通学校读到前20%就有机会。一定会挤压在重点校读重点高中的机会。2006年8月3号中国青年报，北京市教委有这么一个想法，10%分配到纯中学校。2004—2012年安徽省招生政策，2012年实行的是全省在非择校生里面70%分布到各个学校去，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情况，安徽省某市一中统招分数是726，定向分数是名额分配的，比统招分数低50分左右，下降50分，定向分配的名额按高分往低分录，一中是最好的学校，择校分比定向分还高。如果我初中在好的学校去读，没有达到补录的分数只能拿择校分，又花了钱又花了分数，还不如到普通学校，又不花钱，分数又低，又进了示范高中。

　　推动教师区域内流动，比如说学区内流动，行政区域内流动，所谓优质校和薄弱校之间的流动，义务教育阶段教师可以互相流动，这里有一个瓶颈就是教育待遇问题，实际是比较容易实现的，现在中小学教师工资已经上升到区教委的评级了。

　　主持人杨东平：我个人认为在北京市取消变相的重点中学这是一个基本制度，我了解了一下，大多数城市都这么做的。

　　郜岭：教师多地奔波，不知道可不可以学区内流动起来，逐步再大学区的办法，这样教师活动范围也不是太大，不要说这两年在海淀区南部，过两年又去海淀区北部。第三个方案，这个政策比较理想化的，从事教育研究的人，可能觉得我们中国人对子女成长的价值观，相对是一元的，望子成龙，是不是可以逐步设立多元价值观！孩子不一定非得读比较好的大学！

　　高学贵：你发展职业教育，如果真的总书记讲话，职业教育马上就起来了，但是能吗？目前改变这个状况到底怎么办的问题！

　　储朝晖：安徽是高中择校里面，原来是“两现生”，原来很多招不满，有的就不交那个钱，我到时候到另外一个学校，不交钱，说明到了一定程度了，家长会这样选择。

　　主持人杨东平：关于高中择校生的情况我通报一下，上海和杭州都是从今年秋季开始停止招收高中的择校生。他们都说当时是10年前，高中择校生政策的确政府还不太有钱，现在政府比较有钱了，何必还把学校搞的臭烘烘的呢！大家都骂你，高中不收了，中小学更没有理由收了。

　　周金燕：我有一个理论上的考虑，我觉得我们一直都不能忘记教育永远都不能脱离它所在的经济社会这个体制，学校教育制度是潜入在经济社会体制当中的，咱们国家从境外经济到市场经济转化的过程，特别90年代以后逐步建立了市场经济制度，许多物品，简单来说，我们都可以通过交换得来了，但是学校教育制度还是采用了一种基本的公益的学校教育制度，它提供的仅仅是公共物品，还有很多民办校，它所提供的教育物品是很少的，一方面相对也不是很优质的教育服务。我觉得这样就形成了小升初的矛盾，我们要认识这个问题首先要把这个矛盾搞清楚，这样我们再来看看，因为我是学教育经济学的，所以也试图从这个视角来看待矛盾这个问题，我们学校的教育制度基本以公立学校组成的，既然是公立学校的话，当然肯定要提供公共物品了，在需求那个方面呢？经济社会制度改变了，它形成了一个后果就是贫富差距变得比较突出，对这部分不同的群体来说，他们是有对教育不同的需求的，他们的需求，他们不仅需要提供公共物品的制度，同时也需要提供私人物品的制度，因为我们从来就不认为教育仅仅是一种公共物品，它其实是准公共物品，也有私人物品的特点，这样的话，我觉得我们学校最根本的改革的方向就是说我们学校教育制度就应该有所改变，应该提供一种能够满足那部分我们社会相对已经以优择校那部分人群的需求，因为我们不能指望我们公立学校不仅提供公共物品性质的教育，同时也提供私人物品的教育。这是矛盾的点。这是从长远方向来看，我觉得经济社会制度改变了，我们学校教育制度还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面，像过去不管食品、衣服，按照计划分配的方式，而且要培育一种适应经济社会外在制度的这么一种制度的建立，学校教育有它很多功能的。 

　　主持人杨东平：周金燕讲的概念是教育部的意思公办不择校，择校不公办。家长想要享受更好的服务自己花钱，自己开小灶，到市场上去满足，这个概念在很多城市已经实现了，现在在成都、上海、广州它的小升初对象主要是民办学校，只有极个别公办学校还在竞争过程中，竞争主要对象是民办学校，但是民办学校前些年做了公办学校的转制学校，民办学校实行的是选拔性的政策，公办学校实行的是平等性的政策。民办学校有民办教育法，有招生自主权，民办学校有50%的招生权，另外50%要抽签选择，它也在受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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