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祥:听大家讲了这么多,深有体会。我是做教育法学的,小升初的问题更多是制度问题,现在正好是属于政治转型的阶段,所以教育到底应该实现什么样的目的,应该在他所在阶段,小升初实现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我们择校的目的能不能解决,在于高考(微博)本身是最大的择校,我们都选择北大清华(微博),现在更多人选择去香港或者美国的学校,实际上他们本身从客观上来说就是社会资本,家庭资本实现的问题。所以我们能不能在将来要考大学的阶段,要实现家庭资本转折飞跃,在小升初阶段能不能让家长(微博)放弃这个选择,这是如何设计制度的问题。有一个不成熟的想法,实际上跟刚才大家所讲也是相关的,公办学校的身份在法律上是基于纳税人资产建立起来的,所以目的主要是公平,当孩子有教育需求的时候,通过什么途径实现?如果通过共有产品来实现,这是不合适的,新东方所有的学校私立培训机构如果能转型成小学,或者转型成真正教育机构有学籍的话,能跟大学教育接轨的时候,是可以解决家长需求的。家长是不需要学奥数了。
再讲一个题外话,中国废除科举兴学堂时候,很多人进入京师大学堂以后无心学习,还是在京师大学堂里准备科举考试,你废除掉奥数就有点类似废除科举考试一样,把草根阶层通向社会流动的通道给切断了。我们如何找到一个合适的制度实现社会流动!如何找到合适的途径来分配公共资源这是我想讲的两点。跟大家探讨一下。
主持人杨东平(微博):各位家长和其他的媒体老师有没有想要发表的意见。
李翔:之前很喜欢跟杨老师探讨关于教育的问题,我找不到任何途径让我女儿让更好学校的办法,她的户籍在北京,只是那个小学不是特别好,我们当时想通了,大不了上我们的户口,已经没有办法了,反而更想通了,现在才上3年级,我也会时不时关心一下小升初的问题,也会看杨老师的博客,每看一次我就焦虑一次!后来还是不看了。整个社会很功利,家长心态很重要,每个孩子自己很有上进心的,家长不要把焦虑那么明显传达给孩子,孩子自己感兴趣的东西你不强加他,他也能学得很好,我们要不加入功利的目的去引导孩子,这个很重要,我也在不断思考如何去做,也希望得到这方面的帮助,怎么样让家长心态变得平和一点,不要把那么大压力传递给孩子,让孩子自己从内心深处自己去学习很多的东西,我女儿被选为学校管乐团了,我不太想让她去,但是她自己特别特别想去,我现在也在纠结怎么样让她平衡安排好自己的时间发挥自己的兴趣这样的!本来在纠结中,现在一听说取消了,我准备观望一段时间,我觉得三年级还算好吧!
家长陈静:我是一个三年级孩子的家长,我跟这位家长感同身受,家长必须有一定的定力,我一直试图在体制内和外想寻找到一个平衡,既呵护到孩子的兴趣,另一方面必须要贴近体制,不能让他太游离体制之外,这样他没有办法在这个体制中生存下去,将来升学都会遇到困难,我今天开这个会最大的感受就是“苦”,真的替孩子觉得可怜,也替家长觉得可怜。我听了教委介绍以后,我也觉得教委也真的挺苦的,教育资源不平等状态在这,社会矛盾也很复杂,所以它也挺苦的,我看到课外办学机构,从某一方面我也觉得很苦,我们不需要去谴责谁,其实这些办学机构我觉得在某些程度上,也在帮助家长,孩子也有多种的兴趣,我给孩子报的真正他感兴趣的班,我都是从社会办学机构里找到的,感觉谴责谁也没有什么意义,现在社会的需求是多元化的,家长有家长的需求,家长也很多元化,社会上各种机构也有各种需求,不管是经济实力强的,或者权利比较高的有这样的需求,教委考虑的时候,我也不知道,太复杂了。我来听了以后感觉太复杂了,背后问题很多,有点万众瞩目的感觉,看10月底政策怎么出台,我希望它更透明一些,出台以后执行力度要非常强,真的很透明,这样就会把事情变得简单一些,可能矛盾也少一些。谢谢。
主持人杨东平:我们这几位都是优秀家长。很有定力,也很有教育的概念。请陈宏伟说说。
陈宏伟:我的孩子也是三年级,我没准备发言,可能零零散散,听了李主任的话茅塞顿开,捅破了一层窗户纸,到底拼爹拼不过人家啊,我们每个人都是家长,或者都是未来的家长,我不知道咱们教委的官员都是在哪上学的,比如说社会企业家孩子在哪上学。
李壑:肯定是教委属地近水楼台。
陈宏伟:我有点恳请政府在做一个公平的政策,但是这个主次关系是颠倒的,按理说决策是公众来决策,政府是为公众服务的。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是很重要的,如果这个事能真正让公众决定的话就好了,我也同意您说的按道理都抽签呗,哪有什么不公平的问题呢!这个东西谁来决定可不可以这样干!决策权应该在公众,这种机制怎么建立就不知道了。其他没有什么了!
杨旻:任何政策的出台都是各种利益相关者博弈的结果,如果这个博弈的过程失控了,或者这个结果不能被大家接受,首先被问责的还是这个政策的制定者和利益相关者协调人政府,而不是家长也不是培训机构。谢谢!
主持人杨东平:我想我们讨论到现在,该说的话都说了,遗憾的是大家对我们政策建议本身谈的比较少,对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和背景关注比较多,而且有很大的共识,我想说的是尽管教育问题不能独立于社会问题之外,它在很大程度是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一种反应,但是教育尤其是义务教育,的确还是社会公平的工具,一个杠杆,所以世界各国的政府毫无例外在公办的义务教育都是作为公共产品来对待,一视同仁公平分配,国外社会阶层的分化也很大,但是刚才讲了是通过另外一个机制,私立校园来满足家长和学生的需要。我们看到北京的情况可能有点绝望,但是我们把目光转移,看同样类型的大城市,看上海、成都就会发现这个现象是可以改变的。成都三所示范性高中,从去年开始,这三所高中也有自己的初中部,也是竞争焦点,全部摇号,三所初中每年能招一千人,报名的三千人,大礼堂公开摇号,所有的家长学校、媒体都要现场,公开摇,这个公开抽签是解决所谓资源短缺供不应求最简单的办法,至于名牌的小学,包括杭州百年小学也都实现就近入学,就近入学以后生源就均衡了,因为小学不是选拔性的入学,就是老百姓的子女,考的差的都有,小学名校的特殊地位自然就消失了,一开始他们感觉到有点不习惯,百年老校感觉被削弱了,但是从维护义务教育的大局,这个意义是很大的,这些百年老校也能一视同仁,所以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实现公平的小升初政策,这个既是国家法律政策教育部八条,北京市委这些要求决定的,同时在实践上也有很大的可行性,很多地方的实践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只要你示范性高中指标下放,中小学就近入学政策到位,这些现代的乱象都是可以治理的,关键是李主任说的做不做的问题。我们只能通过社会参与方式,放大一些声音,促使政府痛下决心,做一些实质性改变。
刚才有人说拨开白云看乌云,我个人觉得是有希望的,但是不要理想主义,北京是特别特殊的城市,比其他城市治理要晚,只要开始起步就好了,共建生一步到位取消也不太现实。只要有这个方向了,将来我们北京市今年做到30%,明年做到50%,用三年左右时间实现均衡发展是有可能的。北京市教委的责任是什么呢?你没法改变党中央国务院他们那些人择校的要求,但是我可以做到使我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尽可能均衡,不必要择校,我所有学校基本差不多,或者相差不太大,这是可以做到的,如果我们从98年开始就持续不断执行均衡发展的政策,10年以后这种差距是比较小的。北京城区的少差距也没有大家想象的大,就是因为我们维系了一些特殊政策,事实上这些学校差距还是比较大的,所以有些事情在每一级政府或者每个不同群体都是有自己可以做到的事。所以我们多方参与,共同争取使北京市的小升初有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李壑:在这里呼吁下我们的媒体要多引导家长,北京的学校任何一所小学和中学比我们在座当年上的学校都要好,我们在座很多人士是成功人士,那样的条件都能走到今天这一步,如果你在北京任何一所学校,如果得当的话,你的孩子肯定比你走的更远,不用非到挤到老总堆里,有时候挤进去你比人家爹娘差得多,你在里面永远是小尾巴,难受死了!还不如在普通学校里心情愉快的发展!所以媒体要引导家长!
主持人杨东平:好的,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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