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唐敏：任总，在访谈的开始我曾提到媒体对于您的报道一般用两句话概括，您自己更希望别人以哪种身份来称呼您呢？是商人还是教育家呢？如果让您用一句话来进行自我点评的话，您认为自己属于一个什么样的人？

任书良先生正书写他对于国际教育的看法

　　任书良：其实我更希望大家评价我是懂企业的教育家，或者是懂教育的企业家。因为民办教育本身就是市场经济的产物，搞民办教育一个是要懂市场，要遵守教育规律，同时还要懂市场运营，民办教育出路也在于要懂市场，还要懂教育。所以，我更希望大家认识我或者认识枫叶是有一批懂运营的教育家或者说是懂教育的企业家。

　　主持人唐敏：所以教育和企业其实是相互融合的，并不是割裂开的。

　　任书良：不是的。很多现代教育的运营方面要有企业家的精神，特别是民办教育。

　　主持人唐敏：从您的过往经历来看，出身于农村，在26个字母都认不全的情况下，您却考取了北京外国语大学[微博]，而后又在香港经商，到加拿大定居，这人生的四次转折点，真可谓是一个人生传奇，而您这一路又是怎么走来的呢？

　　任书良：应该说这是人的命运，我个人觉得是命运，也可以说是历史的机遇吧，那时候我们这年龄的人读完了高中以后要回乡务农的，要工作或者在农村锻炼两年以后才有机会去大学或者是去干别的事情。所以，我上大学就是在农村工作两年以后被选拔到去大学，因为各方面的工作得到认可才有机会被选择去上大学，上北京外国语大学是我连想都没想到过的事情，包括回来到香港，也是一个非常偶然的转变。到加拿大去是为了孩子的读书，才实现这个转变。经营生意时，我个人觉得我生意上并不是很成功。我属于是不太善于经营的性格，但是经营了这么多年，应该说有所收获，虽然不是很大的成功，但可以说实现了一些积累，不是像现在一些企业家他每年经营的利润上百亿，几十亿，和这个比较起来，我觉得我经商不是很成功的。再一个，我不太善于，应该是不太适合经商，尽管取得了一些成就。

　　主持人唐敏：听您一席话，觉得您特谦虚。我曾经看过一些对您的报道，其实您在产业上做的非常大，而且生意很红火，我们往往说当人奋斗到一定阶段，功成名就的时候就会考虑功成身退，好好享受生活，而从刚刚您的介绍中，我们发现您似乎走了一条和其他人不太一样的路，在产业越做越大时，您却倾其所有，投入所有精力，选择做教育这样一件辛苦的事，您当时是如何考虑的？

　　任书良：这个应该是环境下的一个思考，或者是一个偶发的事件促成了个人要做一件事情。到加拿大以后的生活是比较舒适，但是那时候我还不到四十岁，退休早了一点儿，干什么？从紧张的香港的生活到加拿大比较舒适的环境，也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因为孩子要读书，我在研究加拿大的教育的过程中，发现加拿大教育是非常好的，孩子们在学校非常快乐，环境又比较宽松，再就是很多国内的亲戚朋友知道我在加拿大，所以总是要叫我把孩子介绍到加拿大的中学，甚至大学里读书。我个人产生了这么一个想法，为什么现在家庭条件比较好的家长[微博]要把孩子送到国外来，送到加拿大来呢？我们把加拿大的体系，把加拿大的模式搬到国内去他们不是就不需要来了吗？这个也是送孩子读书，在研究加拿大的教育时个人产生了这么一个想法。

　　再就是还有一件事件促使我一定要在中国和加拿大之间做一件事情，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那就是我们迁居到加拿大时间不久，因为从公寓住到别墅洋房，孩子楼上楼下比较兴奋，我其中的一个孩子才一岁多，搬到公寓后的第二天还是第三天玩闹时，撞在我们家里房子的扶手下面的座上，当时他的眼角上面流血不止，那时候我不在家，当时我的夫人她也不懂英语，她就抱着孩子，跑到路边拦车。我们家出来以后，门口前面就是路，这时候一个加拿大人开车路过，看到一个妇女抱着孩子满脸都是血，突然就停下来，开门把他们让到车里，之后把他们送到附近的一个儿童医院，送到医院以后，帮他们挂好了号，办完了这些手续，一直把我的孩子送到手术室，人家才走。因为当时我妻子比较紧张，也因为时间来不及，语言没法沟通，所以人家离开时，我们连人家的姓名也无法获知，车牌也没记住。

　　这个事儿在我匆忙赶回来以后，才知道，那时我就觉得加拿大人特别友好，后来在那边生活也有这个感受，这事也影响了我后来做的事情。我暗自下决心，一定要在中加人民的友好交流方面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结合前面考虑的孩子读书、学校的事情，我就想对于这些经济条件较好的家庭，与其将孩子送到外国来，不如把加拿大好的教育模式搬到中国去。因为有了这么一个想法，我就开始请一些教育方面专家，还有律师、学者，让他们给做一些咨询，这整个概念也很快得到了温哥华市政府，还有省政府的支持。

　　说做教育辛苦，其实我个人在当时并没有这个概念，不知道做教育到底会有多么辛苦，后来办起来以后才慢慢体会到，因为教育是在跟人打交道，很多事情必须亲历亲为，但是我个人感觉最辛苦的就是改变人，特别是当引进一个新的东西后，要让别人接受，这是最难最辛苦的一件事情。

　　主持人唐敏：刚才您提到回国办教育的契机，一方面由于自己的小孩在加拿大学习，充分感受到那边的教育和中国的教育是有所不同的，另外一方面也是希望把中加友好的理念贯彻到您自己所从事的事业中，但似乎在前期筹建的时候并不是很顺利，特别辛苦，为什么呢？那会儿的感受是不是又兴奋又难受？兴奋是由于自己有一个好的理念，而且能把这个理念带回国，难受是由于在筹建过程中的各种艰辛，您那会儿是否觉得会有点儿辛苦、有点儿累呢？

　　任书良：非常辛苦，正如我刚才所提，最辛苦的一个是改变人，再一个就是筹建过程中困难重重，当时我带着这个概念，带着一个加拿大市政府、省政府支持的一个信函到国内来推广这个概念，先去了北京，后来去了天津，但处处碰壁。当时在很多人的观念中，把加方的教育带到中国来，在中国开国际学校就好像是天方夜谭的事情，不可能做到，因为这不仅涉及到教育主权的问题，而且涉及到为谁培养接班人的问题，这是非常严肃的问题，困难重重。

　　主持人唐敏：这个高度升得非常高，怎么就能和教育主权相关呢，您当时又是怎么克服这些困难的呢？

　　任书良：我从得到加拿大市政府、省政府的支持以后，我一直认为这是一件有意义，利国利民的一件事情。大家认识上是有分歧我觉得他们可能不了解，因为我对外面了解，我接受国内的教育，也对外面情况做了很多研究，为什么加拿大的教育孩子愿意学呢？我们的基础教育这么好，但却没有一个中国人拿到诺贝尔奖，这又是为什么？前期筹建我们遇到的事情太多了，甚至国内有一位主管教育的副部长跟我讲：“你这个事情我们了解，是一件好事儿，但是在中国的环境下，现在很难办，是不是等我退休了以后你再来办这个事儿？”我明白我也理解他是怕担风险，不过后来，在我们校庆的时候他还专门给我们发来贺电。

　　因为在北京碰壁，在天津碰壁，我们中方的团队和加方的团队都觉得很难，这种到处碰壁阶段，一直持续到1994年的夏季。那年，大连市政府到温哥华去招商，并互签为友好城市，而我也在两个城市签约谈判中做了很多工作，得到了他们的支持和认可，我迅速的抓住了这个契机，所以，这也是我们枫叶学校为什么最开始就落户在大连的契机。

　　主持人唐敏：从咱们的校史来看，虽然前期筹办非常艰辛，但从1995年成功的招了第一批14名学生之后到现在的2013年，枫叶教育集团已经成为国际学校的一个先驱者，领军集团了，那这个创业阶段我想您应该还是会有非常多的艰辛和辛酸吧，那时你有想过要放弃吗？

　　任书良：说实话，在最困难的时候，想过放弃，很多人，很多朋友也觉得不值得，包括我的一些亲人，以及朋友，但是直到最后，我也没有放弃。因为我觉得只要是能够坚持下去，解决好我们发展中的困难和问题，前景一定非常好。因为我坚信国际学校是一个趋势，只是我们迎合了这个趋势，比别人早走了一步而已，所以我们没有放弃。我们当时用全部的投资(超过一亿)建起了第一个校区，但是第一批只招收了14名学生，我们中方教职工加上我们的外教比学生还多。而学校建起来一直到办学之后还在不断的投入，人家做房地产的第一年投进去，第二年全部收回来还有利润，所以，那时我也有很大的压力，很多人说风凉话，但是我没有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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