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发帖被拘少年为高考离京返乡重上初二(图)

2013年09月24日16:25  北京青年报    
刚从看守所出来的小杨,面对媒体曾羞愧低头刚从看守所出来的小杨,面对媒体曾羞愧低头
父子俩 (右)从看守所返回酒店父子俩 (右)从看守所返回酒店
平时爷爷奶奶和杨辉挤在这张床上睡觉平时爷爷奶奶和杨辉挤在这张床上睡觉

  摘要:“别拍了!”当杨辉从看守所出来回到爸爸身边,遭遇媒体闪光灯时,他吼了,像憋得太久的一头愤懑的小狮子。

    昨天凌晨,这个最近出名的甘肃张家川发帖少年被释放了。发了几条惹祸的微博,杨辉把其中“多一半”的动因归结于:缺少交流渠道,没人陪他评论时事热点,憋闷至此。贫困的乡村,粗陋的生活和粗糙的教学环境,让这个荷尔蒙旺盛的16岁“京二代”在回到老家后产生了种种不适。杨父已表示:将不会让儿子留在县里继续上学。

  昨天,张家川县委召开常委会议,决定停止县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白勇强的职务。

  多事的花季

  当杨辉在9月17日被警方带走时,他本来正在一堂数学课上学习二元一次方程判别式。16岁的他放下书本,走出教室,在之后的6天里接手了另一道自己无法独立破解的难题。

  在张家川县城边上的看守所里,这个少年先是简单地反思了一下自己究竟有什么过错,后逐渐发现疑问越来越多:为什么在接受司法教育时,警察们说“发帖被转发500次……将入刑诽谤罪”,但自己被定的罪名又是“寻衅滋事”?自己在三天前发的微博,到底产生了多大危害?

  纠缠不清的法理不如切实的环境改变更让他苦恼。从2012年秋天之前,到去年这一年,再到一度身陷监区,杨辉的生活在以“下台阶”的方式行进。他在想着:若是一年前在我原本生活的地方,一是不会发生让我这么义愤的事,二是不会让我憋闷到在微博上发泄,三是不会受到这样的对待……

  他只有想,却再没机会拿起手机发微博或是和原来的朋友们聊天——日夜不离手边的新换的三星S4智能手机被收走了。其实,杨辉这段脱轨的花季生活中一切的一切,都始于手机和网络。

  “这孩子可不一样得很”

  当在别处时,人们会说杨辉黑黑的脸庞是典型甘肃人的西北样貌;但在这个位于甘东南的贫困县县城里,人们反而又会说他不像个本地人。这个16岁的回族小伙一米七多,小胡子和头发一样浓密,不戴民族特色的白色礼拜帽,却架一副黑框白腿眼镜,一身时髦的运动服和一双亮色的名牌运动鞋,都与当地孩子有区别。他开口说话时,是一嘴像模像样的“京腔”,各种“就是说”、“内个”和“不儿道”(不知道)挂在嘴边。

  一位堂婶说:这孩子可不一样得很。

  杨辉的装扮和谈吐,和他一年之前的生活更为贴合。从小学二年级开始直至初中二年级,杨辉一直随做生意的父母生活在北京。从宣师二附小(现登莱中学)到广安中学,杨辉在7年里过的是北京宣武人的生活。在父亲杨牛胡看来,小杨不错。“这孩子学习成绩、考虑问题的方式和思想水平都还行,能够和北京的中学生们接轨。”父亲说。

  接轨接得最严实的一点,就是杨辉对新闻和时事的关心。

  从八九岁时,杨辉开始受父亲的影响捧起了报纸——这个同龄孩子绝少碰触的东西。他每天要帮开饭馆做生意的爸爸买早晚两份报纸,开始时,杨辉只是在回家的路上翻看一下那些版面。逐渐地,他取代爸爸成了两份报纸的第一读者。随着这个过程,他在听大人们谈论时事时所在的位置,也渐由外围旁听变成了置身其中。小杨说,指引他投身于这个领域的,就是个兴趣。

  杨辉开始上网。他上新浪网、人民网和腾讯网,都是为了看新闻。他说自己的上网时间安排是“6-2-2”模式:60%用来看新闻、参与时事讨论,剩下各20%用来聊天和玩游戏。手里的老式手机已经不能适应新媒体时代的需要了,他磨着爸爸给他买了智能手机。

  不过杨辉自己也承认,自己在关注那些社会热点时,流露得更多的是情绪和诉求,少有理性思考和建设性的意见。在他的腾讯微博上,他会在“山西挖眼事件”下面评论道:“祖国,请保护好你的孩子吧!”又会说“房叔房婶什么的都弱爆了!人家济南的房祖宗拥有的是十六栋楼”。

  “在我这个年龄,可能就是情绪化的东西多一点吧。”他说。

  不管怎样,杨辉和同学们交往得不错,他发现周围的学生都比较热衷于讨论时事热点。然而这一点,很快因为被迫回乡而成为了他的过往。

  闷葫芦的一声吼

  北京的生活注定没法再继续了,因为身背甘肃户口的杨辉,没法在京高考[微博]

  杨辉是个学习不错的孩子,在北京时他的成绩常名列年级前茅。父亲和他自己都对未来寄予很高期望,就这样家里人不得不决定:让杨辉在读完初二时就回到老家,从初中起就扎实地接受地方教育。

  杨辉起初无法接受这个转变。“很无奈。高考制度这东西咱也改变不了,心里确实不平衡。”2012年夏天,他告别了父母、老师、同学以及两份早晚报,回到了甘肃天水张家川回族自治县。

  穿着入时漂亮的运动服,小杨搬到了县城东北的张川镇,和爷爷奶奶住在一处闭塞的平房小院里。到了晚上,16岁的小杨要和爷爷奶奶挤在一张炕上,偶尔抱怨一声“烂床”。一日三餐很少见肉,也让这个正长身体的小伙子不满。在奶奶看来,离家多年的孙子好像和小时候一样“乖”,但实际情况是,杨辉已经成了个闷葫芦。他回家后不会和两位老人交流,只对生活上的事情做些必要问答。除了写作业,小杨就在那张一米宽的小桌边玩手机。

  多年不在老家,周围的环境都是陌生的。有几个“玩得来”的,但大都是凑在一起四处游荡消磨时光。也有开微博使用社交工具的,但大都是写些平庸琐事或乱发感想,活跃程度也没有北京的学生高。在父亲杨牛胡看来,儿子回老家后思想状态产生了很大变化。

  有一次杨辉给父亲打电话,说“太郁闷了”。父亲问:儿子,咋郁闷了?小杨说:没人说话。闷得没招了,小杨会在那间不足10平方米的平房里大声“吼叫”一声。

  用父亲的话来说,儿子在北京做啥都有精神,回了家以后做啥都没兴趣。

  杨辉还会照样发微博,但是周围没有人评论转发。2013年3月15日早8点,他忍不住在微博上吐槽了:为了上个学,就一定要委曲求全地憋着吗?难道要让这些像疯狗一样的老师继续猖狂?十分钟后他又发帖道:这次的事我忍了,我会通过校领导来解决。下次再发生这种事,不见血我改姓!两条微博加起来只有3人次的“转播和评论”。他更郁闷了,这样的事都没引起反响?

  “这样的事”指的是一次被老师“教训”的事件。据杨辉说,在老家的第二学期开学不久,物理老师在一堂课上因他没带齐书本,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先是动手打他的耳光,而后捶打他的胸口。上述两条微博内容,反映了小杨当时的心态。

  “同学里没有作出反应的,好像在这儿是挺普遍的事儿。”小杨说,“在北京这是不可想象的。”

  杨辉的情绪还在发酵,直到9月14日在县城一家KTV门口看到了“不公正”事件,小杨爆发了。“当时聚集的那些围观的老头子都说是冤案,我也看到他们说的和墙上喷涂的标语能印证上,就发微博了。”杨辉说,“我当时就觉得心里挺不平的,而且我不发的话没人会发,所以我有责任做这件事。”

  用手机拍了照片上传并在QQ空间、腾讯微博说了几句“社会难道真的这么黑暗吗”、“必须得游行了”之类的意气话后,他成了意见领袖。同学们没有人在社交网络上发声,但是都选择转了杨辉的微博。杨辉和他的朋友们一样,平常的行为里也的确都带着点戾气,在微博上污言秽语地发泄,他也承认自己会和朋友出去玩并“喝点小酒”。但他们谁也没想到,这一次“正义感”和乖张意气相结合,产生了怎样的后果。

  逃离张家川

  在被拘留5天后,走出看守所大门的杨辉重拿回了自己的手机。第一件事就是上微博,看这件事到底发酵成了什么样。他略有惊恐地发现,自己的微博粉丝已经暴增了7000多人。

  9月23日凌晨从看守所回到酒店后,这个孩子戴着帽子,压低帽檐挡着脸走进门,立刻被媒体的闪光灯追得夺路而走,而后怒吼一声“别拍了”。父亲和代理律师一番劝解后,小杨顺从地摘了帽子,并且遵照命令“抬起头来”,以示自己“没有过错”。北京青年报记者抽空问小杨一句:后悔吗?他抿着嘴好半天后,答道:“我发的内容是错的,但是我的做法没错。”

  他所评论的那起“不公正”事件在他被带走这几天已经有了结果:排除他杀,死者系意外死亡。

  这个16岁的孩子表示,将保持一贯的胆大、“有正义感”,但也说自己以后要谨言慎行,在网上发布东西要经过核实。

  在看守所里过了5天极端闷声的日子后,杨辉的触角一下子通过网络远远地伸了出去。给朋友们回复微信、短信外,他还特别接受了网站的微访谈。小杨从来自全国的成千上万条提问里挑选了几条作答,饶有兴趣地第一次做了回微访谈。

  仿佛一切都没有变。昨天中午,重获自由的他站在路旁和小伙伴抽着烟聊天寒暄。他预计今天就去学校复课,像往常那样。但他不知道事情正在身边悄悄发生变化——父亲杨牛胡对北青报记者表示,他已决定不让儿子在镇中学继续学习,而是要转到邻近的天水市。他说,如果没法在北京继续读书,那就尽量找教学资源和环境都更好的学校去读。

  杨牛胡说,儿子小杨很有勇气,自己为他感到骄傲。不过他更加看好的是自己的二儿子——小小杨生于老家张家川,但从幼儿园起就全程在北京就读、生活,是个地道的京二代。杨牛胡说,这个二儿子“要强多了”, 杨辉有时候“只能想到其一,想不到其二”,但二儿子有时考虑的东西比他这个当父亲的还要全面。

  父亲也为儿子考虑得周全。杨牛胡说,到二儿子上初三不得不离京时,他“最次”也要让儿子去天水市上学,不回县里了。文并摄/本报记者 薛雷

  记者观察

  留守少年的AB面

  昨日中午,杨辉接受完采访和几位记者一起吃饭。他的一位朋友跑到餐馆外找杨辉。两个十五六岁的孩子,夹着烟,站在路边用家乡话聊起被拘的事儿。此时北京青年报记者经过,杨辉转过身礼貌地打招呼,仍是一副乖乖的模样,夹香烟的手,却有意无意地藏在腿的后侧。杨辉介绍,这是分班前的哥们儿,现在已经到不同的年级。

  杨辉今年2月份转到张川镇中学,插班到初二年级11班。当时的班主任田爱成对杨辉的第一印象是,虽然是从北京转来的学生,衣着打扮也都得体合适,没有特别的“洋气”,但直到他发现杨辉当时使着一部iPhone,才感到杨辉的物质条件比较富足。

  田老师说杨辉在老师面前话不太多,但表现得非常得体、有礼貌。即便是因为玩手机、没去参加课间操挨批评时,杨辉也只是低头不说话。

  “聪明”是田老师对杨辉的另外一个评价。杨辉学习“不太踏实”,作业经常做不完,但考试成绩却还都不错,60多名学生中,排名最低也是十二三名。

  在同学眼中,杨辉开朗、人缘好、慷慨。曾经的同学小莫(化名)说,杨辉零花钱较多,同学们无论谁向杨辉借钱,他都会借,而且从不“追债”。她对苹果手机好奇,想借过来玩游戏,杨辉也是没二话。

  如今的初三班主任付继宏老师也觉得杨辉“有礼貌”。此次事发前他接手这个班级才4天,尚不认识杨辉。警方讯问杨辉要求监护人在场,付老师替代未赶回来的杨辉的父母去公安局,“他看到我过去,站起来深深地鞠躬,说‘谢谢老师’”。

  而杨辉的学习状况在父亲看来却是“失误”。按照杨牛胡的理解,杨辉从教学水平较高的地方转到较低的地方后,即使用七分劲儿也能游刃有余,这就使得他渐渐不爱学习了。

  “富养儿子”的策略如今看来也有失误。杨牛胡说,他按照大学生的生活费标准,每个月给孩子1000块钱。儿子向他抱怨住的条件不好时,他还鼓励杨辉,不能太挑剔了,稍微艰苦的环境能磨炼人。但是这次事发后他回到张家川,看到儿子和爷爷奶奶挤住在一起,还是觉得自己大意了:老年人艰苦惯了,但是孩子受不了。

  这次事件中孩子的一些表现,也刷新了他对孩子的认识,感慨“让孩子留守在家还是不行,至少应该有一位家长[微博]陪着”。

  留守学生在当地并不鲜见,仅镇中学,就占全校学生总数的10%。田老师说,在他任教经历中,像杨辉一样,从父母打工地转回老家读书的孩子不少,他们最初表现都相对沉默,但熟悉之后孩子会因性格不同而表现各异。文/本报记者 高淑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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