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从看守所出来的小杨，面对媒体曾羞愧低头

父子俩 （右）从看守所返回酒店

平时爷爷奶奶和杨辉挤在这张床上睡觉

　　摘要：“别拍了！”当杨辉从看守所出来回到爸爸身边，遭遇媒体闪光灯时，他吼了，像憋得太久的一头愤懑的小狮子。

    昨天凌晨，这个最近出名的甘肃张家川发帖少年被释放了。发了几条惹祸的微博，杨辉把其中“多一半”的动因归结于：缺少交流渠道，没人陪他评论时事热点，憋闷至此。贫困的乡村，粗陋的生活和粗糙的教学环境，让这个荷尔蒙旺盛的16岁“京二代”在回到老家后产生了种种不适。杨父已表示：将不会让儿子留在县里继续上学。

　　昨天，张家川县委召开常委会议，决定停止县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白勇强的职务。

　　多事的花季

　　当杨辉在9月17日被警方带走时，他本来正在一堂数学课上学习二元一次方程判别式。16岁的他放下书本，走出教室，在之后的6天里接手了另一道自己无法独立破解的难题。

　　在张家川县城边上的看守所里，这个少年先是简单地反思了一下自己究竟有什么过错，后逐渐发现疑问越来越多：为什么在接受司法教育时，警察们说“发帖被转发500次……将入刑诽谤罪”，但自己被定的罪名又是“寻衅滋事”？自己在三天前发的微博，到底产生了多大危害？

　　纠缠不清的法理不如切实的环境改变更让他苦恼。从2012年秋天之前，到去年这一年，再到一度身陷监区，杨辉的生活在以“下台阶”的方式行进。他在想着：若是一年前在我原本生活的地方，一是不会发生让我这么义愤的事，二是不会让我憋闷到在微博上发泄，三是不会受到这样的对待……

　　他只有想，却再没机会拿起手机发微博或是和原来的朋友们聊天——日夜不离手边的新换的三星S4智能手机被收走了。其实，杨辉这段脱轨的花季生活中一切的一切，都始于手机和网络。

　　“这孩子可不一样得很”

　　当在别处时，人们会说杨辉黑黑的脸庞是典型甘肃人的西北样貌；但在这个位于甘东南的贫困县县城里，人们反而又会说他不像个本地人。这个16岁的回族小伙一米七多，小胡子和头发一样浓密，不戴民族特色的白色礼拜帽，却架一副黑框白腿眼镜，一身时髦的运动服和一双亮色的名牌运动鞋，都与当地孩子有区别。他开口说话时，是一嘴像模像样的“京腔”，各种“就是说”、“内个”和“不儿道”(不知道)挂在嘴边。

　　一位堂婶说：这孩子可不一样得很。

　　杨辉的装扮和谈吐，和他一年之前的生活更为贴合。从小学二年级开始直至初中二年级，杨辉一直随做生意的父母生活在北京。从宣师二附小(现登莱中学)到广安中学，杨辉在7年里过的是北京宣武人的生活。在父亲杨牛胡看来，小杨不错。“这孩子学习成绩、考虑问题的方式和思想水平都还行，能够和北京的中学生们接轨。”父亲说。

　　接轨接得最严实的一点，就是杨辉对新闻和时事的关心。

　　从八九岁时，杨辉开始受父亲的影响捧起了报纸——这个同龄孩子绝少碰触的东西。他每天要帮开饭馆做生意的爸爸买早晚两份报纸，开始时，杨辉只是在回家的路上翻看一下那些版面。逐渐地，他取代爸爸成了两份报纸的第一读者。随着这个过程，他在听大人们谈论时事时所在的位置，也渐由外围旁听变成了置身其中。小杨说，指引他投身于这个领域的，就是个兴趣。

　　杨辉开始上网。他上新浪网、人民网和腾讯网，都是为了看新闻。他说自己的上网时间安排是“6-2-2”模式：60%用来看新闻、参与时事讨论，剩下各20%用来聊天和玩游戏。手里的老式手机已经不能适应新媒体时代的需要了，他磨着爸爸给他买了智能手机。

　　不过杨辉自己也承认，自己在关注那些社会热点时，流露得更多的是情绪和诉求，少有理性思考和建设性的意见。在他的腾讯微博上，他会在“山西挖眼事件”下面评论道：“祖国，请保护好你的孩子吧！”又会说“房叔房婶什么的都弱爆了！人家济南的房祖宗拥有的是十六栋楼”。

　　“在我这个年龄，可能就是情绪化的东西多一点吧。”他说。

　　不管怎样，杨辉和同学们交往得不错，他发现周围的学生都比较热衷于讨论时事热点。然而这一点，很快因为被迫回乡而成为了他的过往。

　　闷葫芦的一声吼

　　北京的生活注定没法再继续了，因为身背甘肃户口的杨辉，没法在京高考[微博]。

　　杨辉是个学习不错的孩子，在北京时他的成绩常名列年级前茅。父亲和他自己都对未来寄予很高期望，就这样家里人不得不决定：让杨辉在读完初二时就回到老家，从初中起就扎实地接受地方教育。

　　杨辉起初无法接受这个转变。“很无奈。高考制度这东西咱也改变不了，心里确实不平衡。”2012年夏天，他告别了父母、老师、同学以及两份早晚报，回到了甘肃天水张家川回族自治县。

　　穿着入时漂亮的运动服，小杨搬到了县城东北的张川镇，和爷爷奶奶住在一处闭塞的平房小院里。到了晚上，16岁的小杨要和爷爷奶奶挤在一张炕上，偶尔抱怨一声“烂床”。一日三餐很少见肉，也让这个正长身体的小伙子不满。在奶奶看来，离家多年的孙子好像和小时候一样“乖”，但实际情况是，杨辉已经成了个闷葫芦。他回家后不会和两位老人交流，只对生活上的事情做些必要问答。除了写作业，小杨就在那张一米宽的小桌边玩手机。

　　多年不在老家，周围的环境都是陌生的。有几个“玩得来”的，但大都是凑在一起四处游荡消磨时光。也有开微博使用社交工具的，但大都是写些平庸琐事或乱发感想，活跃程度也没有北京的学生高。在父亲杨牛胡看来，儿子回老家后思想状态产生了很大变化。

　　有一次杨辉给父亲打电话，说“太郁闷了”。父亲问：儿子，咋郁闷了？小杨说：没人说话。闷得没招了，小杨会在那间不足10平方米的平房里大声“吼叫”一声。

　　用父亲的话来说，儿子在北京做啥都有精神，回了家以后做啥都没兴趣。

　　杨辉还会照样发微博，但是周围没有人评论转发。2013年3月15日早8点，他忍不住在微博上吐槽了：为了上个学，就一定要委曲求全地憋着吗？难道要让这些像疯狗一样的老师继续猖狂？十分钟后他又发帖道：这次的事我忍了，我会通过校领导来解决。下次再发生这种事，不见血我改姓！两条微博加起来只有3人次的“转播和评论”。他更郁闷了，这样的事都没引起反响？

　　“这样的事”指的是一次被老师“教训”的事件。据杨辉说，在老家的第二学期开学不久，物理老师在一堂课上因他没带齐书本，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先是动手打他的耳光，而后捶打他的胸口。上述两条微博内容，反映了小杨当时的心态。

　　“同学里没有作出反应的，好像在这儿是挺普遍的事儿。”小杨说，“在北京这是不可想象的。”

　　杨辉的情绪还在发酵，直到9月14日在县城一家KTV门口看到了“不公正”事件，小杨爆发了。“当时聚集的那些围观的老头子都说是冤案，我也看到他们说的和墙上喷涂的标语能印证上，就发微博了。”杨辉说，“我当时就觉得心里挺不平的，而且我不发的话没人会发，所以我有责任做这件事。”

　　用手机拍了照片上传并在QQ空间、腾讯微博说了几句“社会难道真的这么黑暗吗”、“必须得游行了”之类的意气话后，他成了意见领袖。同学们没有人在社交网络上发声，但是都选择转了杨辉的微博。杨辉和他的朋友们一样，平常的行为里也的确都带着点戾气，在微博上污言秽语地发泄，他也承认自己会和朋友出去玩并“喝点小酒”。但他们谁也没想到，这一次“正义感”和乖张意气相结合，产生了怎样的后果。

　　逃离张家川

　　在被拘留5天后，走出看守所大门的杨辉重拿回了自己的手机。第一件事就是上微博，看这件事到底发酵成了什么样。他略有惊恐地发现，自己的微博粉丝已经暴增了7000多人。

　　9月23日凌晨从看守所回到酒店后，这个孩子戴着帽子，压低帽檐挡着脸走进门，立刻被媒体的闪光灯追得夺路而走，而后怒吼一声“别拍了”。父亲和代理律师一番劝解后，小杨顺从地摘了帽子，并且遵照命令“抬起头来”，以示自己“没有过错”。北京青年报记者抽空问小杨一句：后悔吗？他抿着嘴好半天后，答道：“我发的内容是错的，但是我的做法没错。”

　　他所评论的那起“不公正”事件在他被带走这几天已经有了结果：排除他杀，死者系意外死亡。

　　这个16岁的孩子表示，将保持一贯的胆大、“有正义感”，但也说自己以后要谨言慎行，在网上发布东西要经过核实。

　　在看守所里过了5天极端闷声的日子后，杨辉的触角一下子通过网络远远地伸了出去。给朋友们回复微信、短信外，他还特别接受了网站的微访谈。小杨从来自全国的成千上万条提问里挑选了几条作答，饶有兴趣地第一次做了回微访谈。

　　仿佛一切都没有变。昨天中午，重获自由的他站在路旁和小伙伴抽着烟聊天寒暄。他预计今天就去学校复课，像往常那样。但他不知道事情正在身边悄悄发生变化——父亲杨牛胡对北青报记者表示，他已决定不让儿子在镇中学继续学习，而是要转到邻近的天水市。他说，如果没法在北京继续读书，那就尽量找教学资源和环境都更好的学校去读。

　　杨牛胡说，儿子小杨很有勇气，自己为他感到骄傲。不过他更加看好的是自己的二儿子——小小杨生于老家张家川，但从幼儿园起就全程在北京就读、生活，是个地道的京二代。杨牛胡说，这个二儿子“要强多了”， 杨辉有时候“只能想到其一，想不到其二”，但二儿子有时考虑的东西比他这个当父亲的还要全面。

　　父亲也为儿子考虑得周全。杨牛胡说，到二儿子上初三不得不离京时，他“最次”也要让儿子去天水市上学，不回县里了。文并摄/本报记者 薛雷

　　记者观察

　　留守少年的AB面

　　昨日中午，杨辉接受完采访和几位记者一起吃饭。他的一位朋友跑到餐馆外找杨辉。两个十五六岁的孩子，夹着烟，站在路边用家乡话聊起被拘的事儿。此时北京青年报记者经过，杨辉转过身礼貌地打招呼，仍是一副乖乖的模样，夹香烟的手，却有意无意地藏在腿的后侧。杨辉介绍，这是分班前的哥们儿，现在已经到不同的年级。

　　杨辉今年2月份转到张川镇中学，插班到初二年级11班。当时的班主任田爱成对杨辉的第一印象是，虽然是从北京转来的学生，衣着打扮也都得体合适，没有特别的“洋气”，但直到他发现杨辉当时使着一部iPhone，才感到杨辉的物质条件比较富足。

　　田老师说杨辉在老师面前话不太多，但表现得非常得体、有礼貌。即便是因为玩手机、没去参加课间操挨批评时，杨辉也只是低头不说话。

　　“聪明”是田老师对杨辉的另外一个评价。杨辉学习“不太踏实”，作业经常做不完，但考试成绩却还都不错，60多名学生中，排名最低也是十二三名。

　　在同学眼中，杨辉开朗、人缘好、慷慨。曾经的同学小莫(化名)说，杨辉零花钱较多，同学们无论谁向杨辉借钱，他都会借，而且从不“追债”。她对苹果手机好奇，想借过来玩游戏，杨辉也是没二话。

　　如今的初三班主任付继宏老师也觉得杨辉“有礼貌”。此次事发前他接手这个班级才4天，尚不认识杨辉。警方讯问杨辉要求监护人在场，付老师替代未赶回来的杨辉的父母去公安局，“他看到我过去，站起来深深地鞠躬，说‘谢谢老师’”。

　　而杨辉的学习状况在父亲看来却是“失误”。按照杨牛胡的理解，杨辉从教学水平较高的地方转到较低的地方后，即使用七分劲儿也能游刃有余，这就使得他渐渐不爱学习了。

　　“富养儿子”的策略如今看来也有失误。杨牛胡说，他按照大学生的生活费标准，每个月给孩子1000块钱。儿子向他抱怨住的条件不好时，他还鼓励杨辉，不能太挑剔了，稍微艰苦的环境能磨炼人。但是这次事发后他回到张家川，看到儿子和爷爷奶奶挤住在一起，还是觉得自己大意了：老年人艰苦惯了，但是孩子受不了。

　　这次事件中孩子的一些表现，也刷新了他对孩子的认识，感慨“让孩子留守在家还是不行，至少应该有一位家长[微博]陪着”。

　　留守学生在当地并不鲜见，仅镇中学，就占全校学生总数的10%。田老师说，在他任教经历中，像杨辉一样，从父母打工地转回老家读书的孩子不少，他们最初表现都相对沉默，但熟悉之后孩子会因性格不同而表现各异。文/本报记者 高淑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