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自述中产家庭的她花39万给娃买美国玩具
国际学校教育体系的迷人之处在于，它既给每个孩子留出了自我空间，又让他感受到了被关注的存在感。但国际学校是把西方的教育理念和模式镶嵌到中国环境的一种教育模式，就像对外来物质的天然排斥反应一样，这个嫁接进入的教育模式必然会和周围环境表现出诸多的不适应。
昂贵的选择
第一次见Funny，是在北京星光天地的一间咖啡厅。生于上世纪50年代的她，看起来和同年龄的人很不一样，穿一件牛角扣大衣，呢子及膝裤，宽大的红色鸡心领毛衣里面，是红色的法兰绒格子衬衣，言谈举止充满同龄人少见的活力和自信。她大学读的专业是西方音乐，曾经专门去法兰克福学习古典音乐，还是北京市吉他协会的会员。如今则是一名身兼数职的自由职业者，既教授钢琴、西班牙古典吉他，也从事心理咨询工作，有时候还帮人做形象设计。她说自己求学和工作都是在“非常西化”的环境里，这让她在自己所属的年代里，做出了很多与环境有着极大反差的决定，其中看起来最背离常规的是她选择的育儿道路。
“儿子很小的时候，我就去燕莎的外国玩具专柜给他挑玩具。”Funny对本刊记者说。她买得最多的是在“玩具舶来品”中享有盛誉的乐高。这是一种类似积木的拼接式玩具，但乐高通过在塑料的配件表面制作出各种凹凸形状，大大提升了玩具的黏合度和成型功能。依靠工业技术对积木小小的功能革新，玩具商在商业社会将它开发到极致——乐高系列的用户从几个月延展到几十岁，婴儿和老人都是它的消费对象。上世纪90年代初，Funny的孩子才三个月时，Funny就推着到他到燕莎的进口玩具专柜选购乐高。当时燕莎还是北京少有的高档西方商品消费场所，玩具专柜前挤满了前来观看，却又很难下决心购买的中国父母。一套进口玩具动辄好几百元，对当年一个普通的中国家庭来说，很少会给孩子玩具预算如此高的金额——这不仅是消费能力问题，更是“孩子成长更需要什么”的观念问题。在“买一套昂贵但让孩子得到快乐”的玩具与“买一套昂贵但让孩子学到知识的课程”之间，大部分中国家长[微博]只会对后者掏出钱包。
但Funny不这样选择。她有一个在当时看来颇为离经叛道的理念：对孩子来说，学习知识不重要，快乐才最重要。“人生会有很多挫折，很多意想不到的磨难，我希望孩子长大后是一个幸福感指数很高的人，即便未来只挣很少的钱，或者遇到很大的打击和困难，但他的嘴角还能有一丝微笑。”Funny用一个艺术工作者的浪漫来描述她认为孩子成长最需要的能力——抗打击能力。她认为成年后关键时刻的处变不惊，来自于一个人小时候感受快乐的多少。“我研究过心理学，在16岁之前，孩子的心灵需要得到绝对的保护。在这之前所有的挫折和伤害，都会给孩子的内心留下伤痕，这种伤害是不可逆的。”
玩具是Funny用来给予孩子快乐的一种方式。他们家并不算非常宽裕，丈夫是工程师，Funny的自由职业能让她获得很大程度的身心自由，却不能提供非常丰厚的收入。但这个家庭在乐高玩具上的累积支出达到39万元，家里的配件多得足够开一间乐高游戏室。因为是上世纪90年代乐高在中国少有的忠实用户，Funny和儿子还上过《中国日报》的英文版。
玩具并不是Funny为孩子做的最昂贵的支出，只是她漫长育儿道路的一个隐喻：这位生于上世纪50年代的中国妈妈，笃信西式的育儿方式和产品，并不计代价地实践并坚持她所认定的方式。她不仅为孩子选择了昂贵的乐高玩具，还选择了台湾人办的幼儿园，英国人办的国际学校。随着孩子成长，这条西式教育之路的代价也越来越昂贵。近20年前，国际学校在北京还是个新鲜名词，仅有少量为外籍在华工作人员开设的学校，并不是中国家庭可选择的教育产品。Funny孩子入读的国际学校完全按英国的学制、教学方式和收费标准，一学年分为三个学期，每学期学费5万多元，一年的学费接近18万元。在上世纪90年代初，鲜有中国家庭愿意负担这么昂贵的费用，去购买一种与国内公立学校迥然不同的教学方式，入学时Funny的孩子是学校里唯一的中国学生。
选择什么样的教育，不仅事关个人喜好，更是一种与代际相连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Funny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想要为孩子提供一种与传统完全不同的教育方式，她因此跳入了一个巨大的阻力漩涡。最初的阻力来自家庭内部。“为了减轻孩子从幼儿园进入小学时的不适应，学校规定一年级可以陪读一段时间。我妈妈退休前是老师，还曾经被评为北京市优秀教师，因此觉得自己很懂教育。她去陪读了一个星期，回来后极力反对孩子继续在那里上学。她说国际学校什么都不教，就是让孩子玩。”昂贵的学费则是另一层压力——Funny的家庭生活一度非常拮据，甚至曾因为学费问题将孩子转学到英国一年，再从英国回到中国公立学校的国际部就读。求学之路颇多动荡，但Funny从没动摇让孩子远离传统教育的决心。
传统教育之弊
Funny对传统教育的排斥一部分来自个体感受。她回忆自己的上学经历，将传统学校的教育评价为“老师不懂得爱，除了发号施令就是指责”，孩子在教师威权的压抑下，得不到尊重，也因此丧失自信和快乐。
直到2014年，就读于国内公立学校的孩子依然有着和Funny相似的感受。12岁的女孩陈钦怡今年刚从国内一家公立名校转到了一所国际学校。当对本刊记者比较在两种不同体制学校的感受时，陈钦怡讲了一个让她印象深刻的事情：“在公立学校的时候，有一次我负责做板报，原来的做法都是把板报内容打印后贴出来，因为我学过画画，觉得打印的字没有艺术字好看，而且在电脑上做很费时间，于是就准备了一个手写的艺术字版本，但老师坚决不同意我的想法，说一定要按原来的做法打印，这样显得更整齐。”用美术字还是用打印版，看起来是件鸡毛蒜皮的小事情，但对一个孩子来说却包含着若干个具有突破性的选择：是不是要打破办板报的常规？怎么样实现自己的新想法？敢不敢说服老师接受自己的想法？成长就是由无数个这样微小的选择累积而成的。在自主选择并获得认可的过程中，孩子慢慢建立起自尊和自信。但以老师威权为核心的传统教育在大部分时候剥夺了孩子自我选择的权利。虽然陈钦怡已经画好了艺术字，但老师还是坚持按原来的方式，将板报做成打印版。陈钦怡没有做什么争辩就顺从了老师的决定。“我想还是不要跟老师争吵，不然他会生气，会说‘你别浪费我们的时间’。”这个12岁的小女孩腼腆、礼貌，即便在谈话中模仿老师发怒提高音量的语气，也是缓慢安静的神态，但能感觉到被迫放弃自己想法后隐忍的挫败感。她的平静中包含着一种小孩子的无奈：“我也没有办法，老师总是对的嘛。”
陈钦怡曾入读的公立学校是一所北京市名校，不少名人之后也在此就读。对很多选择传统道路的家长来说，无论从硬件还是软件衡量，这所学校都是让人羡慕的教育起点。但孩子的评价标准却迥异于成人，他们看到的学校和成人社会中口口相传的学校颇有不同。“学校的硬件设施是很好，甚至比我现在就读的国际学校的设施还多，但大多数时候都不开放。”陈钦怡对本刊记者说。她很喜欢学校走廊里陈设的一些科学感应装置，比如伸手过去就会亮的灯，或者一有外界力量进入就会徐徐展开的荷花……但如果不是有领导或者来宾参观，这些勾起她好奇心的有趣装置，只是走廊里死气沉沉的摆设，既不发光也不会动。在孩子的眼里，老师的素质也不太够得上“为人师表”，“他们在办公室里穿着拖鞋，有的老师还把脚跷在桌子上，好像办公室就是他们自己撒野的一个地方”。在公立学校里，陈钦怡最喜欢一位教授实验课的老师，但喜欢的原因并不是从这位老师那里获得了多少知识，而是因为得到过一次情感上的支持。“有一次学校举办种植比赛，我们小组按照老师教的方法操作了，但种子发芽后又死了。我们觉得实验失败了，都很沮丧。但后来老师调查发现种子是坏的，他给我们道歉，最后还奖励了我们。”对孩子来说，有太多看起来微不足道的挫折需要成人世界的理解和鼓励。陈钦怡对这位实验课老师的评价是“善解人意，能听进去我们的感受”，但“这样的老师很少”。
这些看起来与学习不相关的事例，会对一个孩子的心理形成什么影响，或许难以详述，但一个12岁的孩子已经能很敏感地分辨出周遭环境中有多少是尊重和善意，还有多少是轻视和压抑。陈钦怡说自己在公立名校上学的日子并不快乐，这种不快乐的感觉不是绝对的，也并不强烈，“因为学校里还有很多朋友”，但从机构层面，她感受到的温暖和尊重很少。她的不快乐是孩子天性和自我意识被压迫却又无力反抗的不甘和无奈，这种并不明显，但却持续存在的低落情绪，只有接受了与传统教育不同观念的成年人才能觉察。
妈妈孙敏或多或少感受到了女儿这种情绪。当传统学校还囿于体制进步缓慢时，很多家长已经在学着去体会孩子的感受，寻找更有效的和孩子沟通的方式。做母亲后，孙敏也阅读了很多有关教育孩子的书，并建立起自己对教育的取舍标准：“教育的根本是要立精神，人在天地之间，怎么能既适应社会，又找到自我。”她将自己思考的“好教育”评判标准归结为几条：“一是有利于孩子身体健康；二是帮助孩子建立自尊自信，以后到一个陌生环境中也可以找到自己的位置；三是情绪管理，能为负面情绪找到正确的出口；最重要的是抗错力，以后的世界瞬息多变，新问题层出不穷，孩子要有面对挫折的能力。”这是新一代家长的价值观，大大超越以分数和知识为标准的传统教育评判体系，需要一个不同以往的教育场所才能与之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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