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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察这种特别重要的个人窘境的首要的事情是，大多数人认为通过某种像抽签一样的随意的方法来摆脱这些窘境并不恰当。事实上，一种选择所包含的一个人的基本利益和理想越清楚，他就越有可能长时间地对它进行深思熟虑，即使他相信他所面临的问题并不是效用最大化的一种选择，并且这不能根据时机和心情来解决。然而，一旦承认事实如此，那么，其深思熟虑的本质和目的是什么呢？

　　在这点上，从直觉范畴中寻求权宜之计是有诱惑力的。正如康德所指出的，直觉范畴是以其与事物的关系的直接性来进行区分的一种认识模式。爱弥尔·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挪曼K.史密斯译(伦敦:麦克米兰,1964)A19/B33。直觉是认知的一种形式，但却不能推论引申。与认知的其他形式不同，直觉的意义或者内容不能只通过争论来表达。有时直觉仅仅是看到某个东西是个实例，与我一样以直接方式理解它的外观，例如，此时我手里正好拿着的书形状和颜色的东西。因此，从字面意义上，直觉是一种观察的形式，是身体视觉的智力对应物。它是我们如何用心灵的眼睛来观察事物。当要求一个人做出确定人生的选择时，人们可能得出结论，他或她只能凭感觉作出，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一般无法作出孰优孰劣的理智上的选择。因此，对这种选择深思熟虑并不是使其价值最大化或使之和谐而是直觉，擅长此道的人是那些直觉最可靠的人。

　　然而，直觉这一概念并没有它开始看起来那么有用。首先，把深思熟虑等同于直觉，从表面上来看，是有问题的，因为深思熟虑是一个需要时间的过程，而直觉可以是而且经常是瞬间的过程。深思熟虑经常有一个短暂的阶段，因此它可以开始，可以停止，可以（像这一词本身所含的）慎重地思考；相反，直觉却不能。每一个声称在对不具有可比性的个人利益的思考过程中直觉起着核心的作用的人，因此，也许应该把其理解为需要时间的深思熟虑只是为了直觉观察的高潮到来的一刻准备条件，一直在深思熟虑的人此时停止了思考，而代之以直觉观察。但是，即使是这一更为谨慎的联系，看起来也没有作用，因为这种直觉观察是由什么构成的呢？

　　人们容易作出这样回答，像任何直觉一样，观察是瞬间认知的一种形式——在此，要迅速了解必须从中作出选择的每一种不同的方法的优点。然而，这种关系只有在假定一种方法（一种直觉上优先）确实优于其他方法时，再反过来假定它们是可以比较的，这才有意义。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了解到方法的优点所依赖的这种直觉本身只能理解为缩短的推理过程，虽然是一个太迅捷和复杂以至不能重新安排在推理形式的过程中，但是，这样的结论否定了我们的问题前提假设：从中必须进行选择的各种方法真正（并不只是表面上的）不能相比较，因此，即使通过敏捷得超出我们的理性解释的能力的心算过程得到这种方法，也不能通过计算或其他方法作出理智的选择。

　　在这点上，那些认为深思熟虑导致并终止于直观的人有两种选择。他们不顾经验证据，宣称不存在没有根据的个人选择，它们只有虚幻的外表，同时他们坚持认为，只有通过我们称之为知觉的更加迅速的认知过程才能作出一些个人选择。或者，他们从经验出发，承认我们有时面对这种进退两难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它们的直觉方法是什么样的直觉可能就不再清楚。这两种观点中的第一种用未经证明的假定来辩论对不具有可比性的利益进行深思熟虑意味着什么，第二种没有为我们回答这一问题提供任何帮助。无论哪一种观点，直觉这一概念最终都没有提供有益的指导，我们的研究还是停留在原地。让我们沿着一个更有希望的方向重新开始吧。

　　应该随着对各种不同的方法的了解而作出重要的个人选择——这种选择应该是如人们普遍所说的“见多识广”——这一陈腐的看法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起点。假如正在考虑的选择是根据共同的价值标准，事实上是可以比较的，其中一个处于支配地位，显然，见多识广的决定的优点之一就是增加了区分好方法的机会。在这明显的意义上，见多识广的选择具有证明更加努力全面地了解各种各样的方法的正当性的工具性价值，尽管它们开始似乎代表不具有可比性的利益。然而，即使一个人对这些价值的审查证实了它们的不可比性，我想，许多人还是会认为，自己了解它们的过程是有价值的，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相信事先对它们进行探讨是合理的，而且因为他们领悟到它所产生的较深层次的认知本身是一种善，这是一种内在的价值，与其所产生的工具性利益完全不同。对必须从中作出选择的各种不同方法的详细了解，广泛地认为这是可以单独地获得的，这是我们重视其自身的一种态度，而无论在其中作出选择是否有合理的基础。打个比方来解释这一点，大多数人认为，睁开眼选择比闭着眼选择要好，即使这种光明无益于改变冲突的深度或难度，事实上，即使它强化了人们心中的各种方法的确是不可比的这一信念。这就是为什么诸如抽签之类的随意的方法在个人窘境中作出重要决定时是如此的不合适的原因。因为不管时间和其他资源多么经济，这种方法必然妨碍人们实现已被启发的自知的内在的善。

　　为什么我们如此重视这种认知本身呢？因为这是我将在后面详细论述的一个极其重要问题。但是，现在我只是遵循流行的观点，假定见多识广的选择既是作为手段的善，也是内在的善。作出这种假设有助于我们采取有效的第一步，放弃考虑不可比的利益必定是一件无意义事情的思想。但是，它立即引起一连串的下一步问题。这种深思熟虑所产生的认知是属于哪一类？产生它的过程的本质是什么？在这种情况下，是什么构成良好的判断？

　　要回答上述问题，我们必须更加仔细的审视想象力在深思熟虑的探讨中所起的作用。每一种这样的探讨都要通过某种方法运用想象力。一个想在可比的利益中进行选择的人必须运用想象力预计每一种方法的成本和效益。考虑不能比较的不同的选择的人，如我们在人生的关键的转折点进行的选择，也需要想象力。他需要想象力为可能作出的选择构建一个具体的心中图像。因为只有在想象中探究它们不同的含义和后果，他才能充分地了解每一种选择意味着什么，这样即使选择本身缺乏根据，他也能根据直觉作出选择。

　　当然，人们在想象中的假设，部分是一个人可能作出的不同选择的因果推断。例如，知道每一种方法需要什么资源，它如何可能影响一个人追求其他目标。但是这并不是一个人运用想象所希望知道的全部。人们也想从另外的意义上了解不同的方法，了解实际选择这些方法的经验。我从他们代表的不同的选择的立场来观察事物将是什么样子呢？一种选择的因果推断可以从选择本身以外的立场来探讨。要做到这一点，人们只需要假定这种选择已经作出，然后在一个（想象的）事件链中寻找（假设的）后果。但是，如果人们想知道作出这种选择是个什么样子，从作出这种选择的人的眼光来看世界是什么样子，那么就有必要想象地把自己置于作出选择的人的位置上，并努力从这个的角度来理解他或者她的经历。

　　要做到这一点，在想象中，人们必须模拟试图了解其选择的人的评估观——一种探求因果关系并不需要的东西。当我们思考个人选择时，当然是模拟我们自己今后可能的行为。然而，这种努力类似于我们每天试图理解其他人的经历，它也与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为了解在时间和文化观念上相距遥远的事情所付出的努力相类似。在后一种情况下，我们努力了解的是别人的而不是自己的经历。然而，在我一生的重要转折时期，在我作出选择的时候，如果我选择一条比其他似乎更容易的道路，我所成为的人也是某种陌生的东西，一个其他人马上觉得既熟悉又遥远的人。因此，如果我要了解我面前的不同方法所代表的经验——即使这些只是我自己今后可能的未来——根据每一种观点预期世界的模样，为了使别人的经验变得有意义，我必须经常做其需要的相同的想象模拟。

　　首先，这样的模拟需要一定的同情行为，即书面意义上的“富有同情心”。当我审视我面前的各种方法时，我必须对我可能成为特别的关注对象和连累、累赘和令人反感的每一个自我表示同情，它赋予今后可能的自我生活以独特的形式。我必须尽力去感受作为生命的魅力的源泉的心灵内部规范的力量，尽量把与它有关的价值看作是最有吸引力的，这意味着是从实际信奉这些价值的人的观点出发。由于显而易见的理由，这往往难以做到。我想象中的未来自我的大多数经历——我的不同选择所代表的自我——往往难以理解，在许多情况下，它是如此晦涩以至我觉察不到我对它们真正的理解是那么的少。即使某一特别的方法在理论上吸引人，然而，我目前的需要完全相反以至我不能对它所代表的生活产生同情。而且，即使具有这些限制条件，我们的同情大多数时间是如此强烈，至少可以部分弥合我们与未来的自我之间的距离，并且使我们以同情精神，在能力范围内，以与同情其他人的忧虑相同的方式在想象中对他们表示信任和关怀。

　　虽然大家都很熟悉我思想的态度，但它却并不容易描述。最好可以把它的特征描述成是介于观察与鉴别或认可之间的一种态度。同情一种特殊选择所代表的价值，它远远不只是观察它们与某一特定的生活方式的联系与记录那些过着上述生活的人典型地肯定某种价值的事实。记录这一事实可能是同情这些价值的第一步，但是二者并不相同。只有那些感受到一种价值的力量和魅力，并知道为什么其他人都被这些价值所吸引的原因，即使他们自己最终没有被它们所吸引，才可以把其说成是同情地考虑了它——考虑到这一价值，而不仅仅是把它作为一个人类学的事实的存在记录下来。比较麦克斯·谢勒(Max Scheler)，《同情的本质》，彼得·希斯(Peter Heath)译（伦敦：路特与克根·保尔，1954），第8—9页。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同情超越了观察，对那些决心获得它的人提出了更多的要求。

　　然而，如果同情不只是观察，那么它也不能让人全部接受。不接受某一观点而去思考它，即有可能全面认可与这一观点相联系的价值。事实上，一个人真正地像父母、朋友和情人有时做的那样，把别人的价值作为自己的价值时，把他的态度描述成一种同情就不再准确，因为同情——一个人也许对抱有他甚至排斥的价值的人予以同情——并不包含对表明大多数这种关系的其他人的信仰和关心的事情的肯定。在此，与其说是同情，不如说是爱。爱包含着几分认同，一定程度的认同，这是同情所不具有的特征。事实上，它是人类所能达到的最完整的相同形式。然而，两个人越和睦地沉浸在爱中，他们就越难对彼此的性格和行为作出评价。这种评价要求一种爱所通常排除的超然态度。然而，当一个人考虑一个重要的个人选择时，有必要在他目前的观点和他面前的各种选择之间保持一定距离。因为只有拒绝赞同所有的这些选择，他才能保持对它们的优点作出评价所需要的超然性。因此，如果深思熟虑需要同情——把各种选择都看做是最有吸引力的——它也要求人们实际上不去肯定它们所代表的价值。个人思考过程所要求的同情态度可以描述成是浮在空中的一种认同，没有观察者的态度那样公正，然而要比爱表现出更多的超然。

　　如刚才所言，这种深思熟虑所需要的富于想象力的同情把两种表面上相反的性情联系在一起，一端是同情，另一端是超然。例如，一个面临着两种职业的艰难选择的人必须尽量把每一种主张都看作是最好的，自己去感受其力量和魅力。同时，他必须与它们保持一定的距离或者说超然态度。从每个人对其选择所代表的可能的未来生活的构想出发，他必须能回到作出决定的立场上，回到他目前的位置上。如果他要真正地从各种选择中作出决定，而不被任何对特殊的生活方式的同情的认同——即使是想象的——所产生的潮流卷走，他至少必须做到这一点。为了确保他完全超然地从不同于他内心的观点的高处来审视各种选择，即使在他作出最大的努力予以同情时，他也应有所保留。

　　因此，深思熟虑中所需要的同情态度具有奇特的双焦点透镜的特征。通过一个透镜，各种选择不只是在近距离范围内可以看到，而且可以（与观察的观点相反）从里面，从选择本身提供的规范的和表达感情的观点来看。从另一个透镜来看，似乎都有相等的遥远距离。每一个戴过双重透镜的人都知道学会在两个透视图之间平稳地切换并把它们聚焦成一个图景是花很多时间的。深思熟虑也是如此。富有同情心是很难的，超然处之也同样是很难的，然而，最困难的是同时二者兼而有之。同情与超然有天壤之别，我们不能总是把它们结合在一起，并不是每个人都同样的精通二者。然而，深思熟虑需要的正是这种相反的性情的结合，并且为普遍与它联系在一起的相互冲突的混合性格提供了注释：一方面，是温暖的热情和某种大度的同情，另一方面，是缺乏感情或冷淡，它们不是按照交替的顺序而是同时出现。

　　通过这种同情与超然的结合，一个深思熟虑的人像作出判断所需要的独立性允许的那样，实际上去接受他所面临的选择。在这一过程中，他了解了一些因果知识（不管多么详细）永远无法带来的东西——了解如果他真的要作出选择的话，那么作出选择的经历会是什么样子？我们都承认有一种与众不同的只与经验伴随而生的认知形式，那些缺少经验的人不会有这种认知。譬如，甚至儿童和终生戒酒主义者都知道饮酒会带来某种后果，因此可以预先改变一个人的行为。这种知识的先决条件是首先对醉酒不了解。然而，只有真正喝醉过的人才能对把醉酒与清醒区别开来的态度、情感和感性经验有一个本质的了解。当某个人开始考虑涉及他自己基本利益和效忠于谁的重大的个人决定时，他可能会从探索每一种选择的前因后果开始。大多数情况下，这将是他天然的起点，在这一探索过程中，他所作的发现对廓清其选择起着重要作用。但是，这种探索所获得的知识总是类似于一个儿童对于醉酒的认知，其本身永远不可能带来只有经验才能产生的不同理解。人们靠想象他自己处在已经选择的确定位置，靠同情与超然的结合来接受界定他们内在观点的价值的方法去寻求后一种理解。

　　当然，只是为了可能性的未来提供不全面的指导，一个人考虑他过去的经验的情况与某个人试图预计以大致相同的形式重复已有的经验的情况有很大的区别——例如，再一次像过去那样醉酒。前一种情况下，一个人必须预计他以前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事，只有一种办法可以做到这点：运用想象力，想象与现在的选择相关的过去的经验。这种作法的意义就是在想象中为实际经验创造一个替身。毫无疑问，想象中的经验的投射与真实的经验记录相比，必定显得模糊而不确定。然而，虽然它缺少强有说服力的记录和具体细节，一个人在还不具有经验的想象中进行预计，与这种记录具有某些共同的品质，最重要的是，如果这仅仅是替代的话，那么它是经历了实际生活的感觉，而不是从外来立场上所作的观察。因此，我们能够在想象中获得关于未来的缺乏经验的可能的生活知识，它类似于从过去的经验中获得知识。虽然，想象的经验与实际的经验永远不能完全相同，其所产生的认知，具有与只有那些有实际经历的人才具有的特殊认知相同的内在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