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中国人民大学是我国首批试点招收法硕专业研究生班的八所高校之一。下面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人大法学院冯玉军教授。

　　冯玉军：谢谢主持人，刚才非常有幸听到了霍宪丹局长非常清晰、非常有连贯性，从政策指导方面谈了十多年来中国法律教育的发展进程，其中最让我记忆犹新的是关于法律人三大共同体的特征，知识的共同体、素养的共同体和技能的共同体，这样一种呼吁也是我们

的目标。

　　另外从政策方面，从宏观架构方面的体会对各位也是很有启发。我觉得在座的来宾，包括后面的几位发言人，有来自理论界的，有来自实务界的，有来自政府，还有国际民间组织，方方面面的人今天来探讨同一个问题，面向中国的法硕教育，会让我们的探讨更加深入，会使大家受益匪浅。

　　我想接着霍宪丹局长刚才的问题，谈一下我个人的看法。

　　如果面向中国的法律硕士教育，这中间首先有一个主题词就是“中国”，中国是一个“行行重行行”肩负着巨大的历史包袱，但又必须毅然的展望前路的“行行重行行”的伟大的东方国度，大量的历史积淀性的东西和我们未来想要实现，想要努力做到的法制社会、法制文明的憧憬，二者之间出现很大的不均衡的状态。另外一个是在我们目前的法学教育、法学研究与法律职业二者之间存在的诸多的不平衡。如果再把我的话题说小一点，我们的法律硕士教育和法学专业教育之间也有着很大的差异或者说是不平衡。诸多的不平衡出现了一系列我们在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也就是说出现了像韩大元院长提到的诸多挑战，面对挑战我们将如何应对。

　　接下来我分三个大的问题就这些挑战、就这些问题不均衡的情况提出若干的观点。

　　第一方面，我们当前在法律硕士教育的发展过程中，存在很多具体的问题，这些问题是在宏观上的不均衡导致的，但我们又必须随时发现、随时解决，这有一种干中学的过程。我们作为高等教育的机构，比如人大法学院，从96年开始设置法律硕士学位教育，这就有一个问题，怎么摆清、摆正原来的法学硕士教育，法学本科教育和法律硕士教育彼此间的关系。应该说在很长时间内，我们是进退失距的，我引用北大法学院陈新良教授曾经讲到，在上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要问如何教好法学本科生，我知道该怎么去做，要问我如何教好法学硕士生我也知道该怎么去做，比如更专题一些，更精深一些，但如果要问怎么教好法律硕士，还没有经验。因为我们面前的法律硕士是一个非常复杂，从生源，从他们的就业取向，从他们的求学心理和经历方方面面都有很大的差异的一群人，而且就法律硕士学位的创设也是实验性的，在很长一段时间，不管是我们院的探索，还是其他被赋于了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的教育资格的单位都处在探索的过程，中间也出现了很多的问题、难题。这里面包括的内容很多，有在课程设置方面的，比如本科生该设置十几门核心课程，哪些选修课是很清楚的，法学硕士生我们将在分专业教育方面有哪些更深化、更综合、更概括的课程也是非常清楚的。但给从来没有接触过法律的，从来没有对法学领域有一丝一毫了解，只是有一种憧憬的人开什么样的课程，就足以让他既掌握了基本的知识，又能够有技能，还要有素养，这是非常困难的。而且学制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的时间只有两年，短短两年，700天的时间，大量的时间可能用来一些活动，这样非常有限的时间里，怎么做到同样的任务是很困难的。

　　刚才霍宪丹局长和韩院长都提到，JEM是借鉴了美国JDE的教育，我在05年到06年度我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

　　另外，目前各高校，特别是被赋于了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权资格的法学院，现在已经有五十所了，五十所法律硕士教育的法学院，他的师资力量是不是够？是不是有量又有质？而且不同的院校的水平是不是均衡的？这都形成了很大的问题，也就是说有一种捉襟见肘的情况。如果我们在人大、北大、法大、西南政法大，探讨法律硕士教育也许我们会相对来说比较安逸一些，因为我们面对这个法学院的老师数量是比较多的，实力是比较强的，它的科研能力、理论能力、实务能力相对来说是可以够用的，但是在其他很多学校，特别是一些刚刚从某个教研室升格为法律系、法学院，从原来理工科学校或者综合性学校，原来压根没有传统法学资源的院校，让他们做法律硕士学位，这时候会出现国内法学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均衡。同样的一个法律硕士的毕业生，在这个地方教育出来可能耳闻目染，水平相对较高，而另外一个地方水平相对较低。如果打平了全国需要多少人？邓小平先生说全国需要十万人，但十万人里面也是参差不齐，水平不一的，这样的话是不是能够够用，或者说能够人尽其才就有一个问题，怎么样兼顾由于中国的经济文化、教育水平资源的分布不均衡导致法硕教育整体的产出不均衡，这两个不均衡放在一块也可能形成法学教育当前面对中国法学教育的第二个问题。

　　正如前面几个发言人讲到的，法硕教育和我们的职业需求，和应用实践出现了冲突问题。这个冲突是很重大的，大家知道像美国的法学院，据我所知，美国律师学会ABA认证的法学院184所，除了这184所之外，还有一些所未经认证，合起来是200多所。这样一些法学院培养的学生很明确，其中大约80%以上面向美国法律实务第一线，大多数做了律师，还有10%进了政府部门，比如

　　人大法律硕士，确切的情况我没有调查，但是大体来说，法律硕士毕业到律师所工作的不会超过30%，通过司考到人民法院、到检察院的不会超过20%，其他很多部分的法律硕士的毕业生要到政府机关，到教学单位去，到社会其他的部门去，至少不是法律专业的地方去。今天是10月25日，是

　　第四个方面，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设置之初有一些要求，“宽口径、重应用、复合型、高层次”。这四句话，每句话讲起来都有问题。比如宽口径问题，从在座或者我们国家法律硕士同学的入学角度看，每个人的本科求学的专业是五花八门的，应该叫做横跨文理，各具特色，不仅有人文社会科学，还有自然科学，我知道的学生中有石油专业，大气物理方面，五花八门，这是一个好事情。但是有一个问题，这样一个入门时候的宽口径如何和出门时候宽口径，能够和自己原来所学的领域、所学专业结合起来，这个问题目前来看，无论是人大还是其他很多学校，做的还不够好。我还是以美国为例，在美国很多的JD学生，入学的时候，比如是学生物的或者学医学的，他经过了JD或者LLM的学位以后，出来以后从事的专业可能是涉及到生物或者医学领域的知识产权方面的律师，这样的话能够很好的把他原来的老专业和现在刚刚学到的法律专业结合起来，擅长做生物和医学方面的知识产权的法律业务，这种结合就非常棒，而我们目前，进门时候的宽口径和出门时候的宽口径还有一个宽进窄出的问题。

　　第二是重应用，实际上大家已经嚷了很长时间，目前我们在培养法律硕士学生的时候，应用重的不够，在这方面，当然人大法学院可以成为全国的一个样板，在重应用方面，十年来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比如我们提到一定要系统的开设使得各个实体法能够具体可操作的程序法，我们开民法的同时一定要开民事诉讼法，开刑法的时候一定要开刑事诉讼法，开行政法一定要开行政诉讼法和仲裁。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我们在开法律课程中的主课的时候，一定要在每一个主课的同时开案例选修课，除了民法要开民法案例课，刑法要开刑法案例课，并且这一系列的案例课，在人民大学出版社已经出版了一整套案例实务教材，专门针对法律硕士群体适用的，这一点是重应用的第二个努力。第三个重应用，怎么样把现有的、法学院的法律教育人才和资源同法学院外的法律实务界，比如著名的法官、著名的检察官、著名的律师、著名的一些法律实务人员邀请进来，发挥院内院外的积极性，比如宋鱼水是优秀的法官，又是法硕毕业生，像她这样的法官以后有可能请她来为我们的法律硕士同学讲课，著名的律师、有经验的检察官公诉人可以作为我们特聘的教师开案例课、开实务经验课，这种结合是突出应用型人才培养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突出应用型人才还有一点，现在在法学领域，我们作为法学院的老师有深切的感受，法学不再是典型的，用专业术语讲分析实证主义的法学家讲的法学那个不是法理学了、14门基本课的法学，法学还是关于法的学问很多，法和经济学、法和社会学，法律和文学、法律和哲学，这些在法学界研究领域深入开展的交叉学科、前沿的新兴边缘学科，完全可以成为法律硕士同学学习过程中扩大人文素养，扩大人文知识的重要学科。在美国的法学教育是很宽的，法律和全球化、法律和社会科学，2006年有一个法学教授写了一本书《法律与大脑》，把法律的知识和大脑结合起来，可能会有一个新的学科或者新的思想出现，因此我们要培养高水平、高层次的法律硕士应用型人才，通过我刚才提到的四个方面，也许还有更多的方面，才能把“重应用”三个字真正落到实处。

　　复合型是说也许一个人在法学院的培养学到了更多的知识，学到了一些关于法律知识的意义、信仰的一些体会，但为人处事，在社会生活中具体怎么接人待物，怎么样在公务部门很快的适应你的工作环境，适应你的工作职能，这里面还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做，如果我们的法学院，如果我们的法硕同学在学习过程，能够尽早的进入这个角色，能够一出门就到达重要的工作岗位，进了工作岗位就能很快的适应工作氛围，拿起活就干地干起活就好，真的是一个不容易的问题，实际上也是对法学院和同学们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对于法学院来讲，进行法律硕士的培养，任务和要求也是方方面面。这实际上涉及到法学院的转型问题，怎么样面向实践第一线，面向越来越新、越来越高的要求，这时候涉及到一个问题，就像法律教育是一个市场，我们培养学生是法律人才的产出，法律的职业和法律的生活中有一种需求，这种需求和我们的供给之间，二者出现一个不平衡，不断出现的不平衡就需要我们的努力来弥补这样一个差距。怎么样做到供求相结合，而不是供不应求或供过于求，这里面存在的问题需要我们解决。具体工作来讲的话，比如教材工作，教材是一个重要的载体，知识的载体，也是教育的载体，教材怎么样更能体现年轻人，一个从来不了解法律的年轻人，他怎么样能够很直观、很轻松、很有兴趣的研究和学习，这是一个不容易。另外教材的研究中，怎么样尽可能的把实务中间新的内容、新的问题囊括进来，怎么样保持一个更新也是很大的问题。在美国的法学院，有时候很多经典的教材，如果做得好的话可以出很多版，我们经常看到《宪法学》(第九版)，可能每年有一次更新，而每次更新，基本理论不更新，但是案例都是新的，不断的更新教材使得每一期每一个新的法律硕士都有新的感受，而不是找师兄师姐借旧教材，这样体现不出变迁或者社会的前进。

　　第二方面是关于法律实践的基地。今天上午人大法学院校友会宣布的组建几个律师所和有关单位成为法律硕士同学的实习基地，这是一个大好事，我觉得这都不够，九十个都不够，因为基地的数量相对于法律硕士学生的数量还是有很大差距的。如果人大法律硕士有九十个实践基地的话，每个人都会重要的机会户获得这样一个求知、求学的平台。应该说是对自己的成才、发展有很好的帮助，这方面如果加强的话会很好。

　　还有一个问题是学位论文问题。我要客观的讲一个问题，我们的法律硕士同学，以人大法律学院为例，2000多名同学已经毕业了，目前拿到学位的同学都有一个相对明确的要求，要写出法律硕士学位论文或者是最终的学位报告，应该说99%的人写出了论文。各位要知道，两到四万字的学位论文是传统上对法学硕士、法学博士的要求，当然法学本科生也提出这个要求，但是如何针对应用型的、实践型的法律硕士提出关于学位方面的核心要求？这实际上是一个新问题。传统上是用学位论文的方式衡量大家，但是应该增强或者增大改革的力度，我们完全同意法律硕士同学毕业的时候可能写出了实习的报告，很精彩、很好，你也可以毕业。另外写出了有关的案例分析，这个案例分析有理论、有实践、有创新也可以毕业，如果是这样的话，不是理论性学位论文作为硬杠的要求，而是以偏重于实践性、事务性的报告，这样的话也像一个导向标杆一样，指引着大家在短短两到三年的时间怎么样划到应用型实务型方向，这个标杆性的作用很重要。人大法学院这几年大力的在鼓励倡导这个方向，这方面在实践中大家会有体会。

　　最后我讲两句话。第一方面，法律专业学位教育十年是一个很好的契机，让我们在这样的时机里面反思、体会，总结我们的经验和教训，展望我们的未来。在展望过程中，我们是带着忧思去展望，带着问题去展望。这时候我们需要每个人都思考、每个人都研究，一切都在研究之中，一切都在研究之后，如果法律硕士是一种高水平的国家法学教育的教育体制的话，我引用张载的一句话作为结语“让我们大家为天地立心，为声名立行”，只有这样才能无愧于法律硕士教育，才能无愧于老师们的培养和社会的期待。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