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我们的这位演讲者就是大屏幕的一个艺术工作者，就是大家很熟悉、很喜爱的电影导演陆川。我们特别熟悉陆川的片子，像《寻枪》，还有虽然没有太多的名角，但是有非常震撼力量的《可可西里》。陆川也曾经上过我的《名人面对面》，做过我节目的采访嘉宾。今天陆川上来了，我想再对他做一点采访。因为我们也是好久不见了，不知陆川导演最近忙什么，有没有拍一些最新的片子。

　　陆川：最近一直在筹备一部电影，叫《南京，南京》。

　　主持人许戈辉：讲什么的？

　　陆川：昨天是12月13日，是南京大屠杀69周年，我们这个电影是以南京大屠杀为背景发生的一个故事，就是想谈这个故事。

　　主持人许戈辉：是一个纪实性比较强的电影？

　　陆川：我想直接面对整个在南京1937年日军进城前后发生的大概三个月整个发生的人性的灾难，讲那个故事。

　　主持人许戈辉：虽然我相信具体的故事情节可能你不会提前向我们透露，但是如果我问你，你先拍的这一部，反映南京大屠杀的电影，让你用几个词来描述一下，让我们预见一下，我们会看到一部什么样的电影？悲壮？惨烈？

　　陆川：这些都不是我核心想干的事，因为这个题材本身有很多特质。我最想做的一件事首先是要对那段历史有一个重新的梳理，因为我觉得对于现在绝大多数青年观众，尤其是青少年来说，70年前发生的这段往事，我相信99%以上是不太了解具体的真实情况。所以，我觉得可能是有一方面要了解这个历史。

　　主持人许戈辉：其实之前我跟陆川聊天的时候我也发现，有时我们容易概念化地去揣测一件事物，比如我刚才说一听到南京大屠杀这样一部背景题材的影片，我们想到一定是悲壮，一定是惨烈。但是作为一个电影导演、一个艺术家，可能有他的思考角度，就像当年《可可西里》出来的时候，我还跟他开玩笑，陆川怎么拍了一个羚羊保护的环保片子，他说不是，你看了就知道。我看了才发现，虽然名字叫可可西里，但是讲的不是一个环保故事，而是讲的人的生存状态，和从这个生存状态中投射的人生理念。

　　今天的论坛是创意产业与青少年教育，你谈谈有没有围绕着教育对你影响最深的人和事情？

　　陆川：作物创意产业，比如影视行业，作为一个电影人，我自己很负责任地说，在我自己成长的过程中，我觉得一部电影起到转折性的作用，对我现在自己的择业和自己职业的选择，对我现在的梦想……

　　主持人许戈辉：对，陆川在大学时是国关英语毕业的，不是搞电影专业的，大学毕业以后就考的北京电影学院。

　　陆川：原来我是军人，做一些军队的工作。我是因为16、17岁的时候看了张艺谋导演拍的《红高粱》，当时他那部电影改变了我整个人生理想，觉得电影特别特别有力量，而且特别梦幻，所以就改做电影。在青少年时，一部好的电影肯定能改变他的一生。

　　主持人许戈辉：虽然很多人感慨怎么中国的电影越来越没落，其实不是电影在没落，可能是我们的电影工作者还不够有创意或者是我们的社会各阶可能还没有想出更好的途径怎么样帮助这种产业更加的兴盛。我们要是说电影没落，那为什么美国那些大片那么影响我们的青少年。当然也有很多人认为艺术家是天才，是天生的，不是培养出来的，好像这种创意、灵感这个东西更多是一种天分。可是我们现在却在探讨这种创意教育，你觉得创意是可以去教育的吗？它是一种能够看得见、摸得着，能够去具体实施的一个概念呢？在你看来空不空？

　　陆川：具体创作的实施和设计过程是很难教育的，因为它既然是创意的东西，你是无法教育，用既定陈规的东西去教育。但是一种创新的精神，这种精神是可以教育的，他从小带有这种精神，带有一种求新求异不拘一格的精神一定是可以教育，而且可以感染他的。

　　主持人许戈辉：就是在这儿和陆川简短地交流一下，也分享一下他在成长的历程中什么样的东西对他影响最大、最深。到底什么样的创意或者是教育氛围会对孩子以后的成长产生很至关重要的作用。今天陆川的演讲主题一定是围绕着影视艺术吧。

　　陆川：对。

　　主持人许戈辉：我们欢迎陆川给我们做演讲。

　　陆川：谢谢各位。我觉得我能在这儿做讲演，的确有点受宠若惊。因为作为一个年轻导演，我刚刚拍了两部戏，我觉得我还没有这个资格说这么大的一个话题。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其实很重要的是作为一个电影人，其实我内心很矛盾，到这儿来讲电影产业，它作为创意产业中的一部分，和青年教育、未来的教育挂钩，内心其实是矛盾的。因为作为当今的中国电影产业，实际上所有的电影人，所有的从业者都很希望在这个产业跟“教育”这个词能够拉得距离稍微远一点，因为电影整个从1949年解放以来，一直被赋予了宣教的作用。所以，中国电影有一个特色，一定是好人好事，而且一定要宣教。所以，走到今天，等我们真正打开国门的时候，发现各个国家的电影工业已经如狼似虎蹲在门口的时候，我们突然有点蒙了，不知道自己的电影产业该往哪个方向走。所以，我们自己所有的从业人员都在说，希望政府能够不是把那么多宣教任务压在中国电影产业身上，能够让中国电影产业更自由、更开放、更鲜活地去做一些表达。这实际上是中国电影从业人员一个集体的心声。但是话又说回来，电影实际上的确是对每一个人，尤其是像我们这样从青年时代看电影长大的孩子来说，它的确是一个具有着非常强有力的一个感染力的手段。我真的很矛盾坐在这儿说这些话，怕说多了电影将来还是得按照教科书那样去拍，能够给青少年特别好的教育，那样其实对产业本身是不利的。但是我又觉得它实际上真的是在潜移默化地影响一代人的精神。当然它不是直接教给孩子们，在这儿我想讲清一个观点，电影不是在直截了当教孩子做什么好人和坏人的事情，实际上它是给孩子们展开了一扇人生的窗户，实际上让他们能够有更多的机会去阅读其他人的人生，或者是感受生命的一种精神。其实电影核心对我们这些年轻电影来说是教育孩子们有独立的思索精神，或者是独立探索精神的一个很重要的手段。其实我主要是想阐述的是这么一个观点。

　　刚才我提到我现在要做的《南京，南京》。实际上在做《南京，南京》之前我也接触了很多非常年轻的孩子，他们对南京大屠杀的观念使我非常震惊，基本上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仇日。原因是在网络上、其它教材上看到侵华日军对中国做的很多坏事情，有非常强的仇日情绪。刚才在讲演过程中就有照片，还有空中网的王总裁，其实到空中网上去看留言板上，网络上反日的言词已经激烈到非常可怕的程度，而且绝大多数都是青少年留下来。还有人对年轻大屠杀是采取非常漠视的态度。这两方面主体都是年轻人。

　　我们这些年轻的创作人员在筹备《南京，南京》，在做一些历史研究的时候，而我得到的结论是什么呢？我得到的结论是绝大部分的中国人，当今、当下的中国人实际上对南京，对整个抗战的历史并没有一个清晰的、冷静的了解。到现在为止70年过后，这件事发生了70年，留给中国人的是什么？如果仅仅是仇恨，我觉得我们付出30万人的心血获得的这种东西就太少了，仅仅是仇恨。而且这个仇恨还仅仅是出于呐喊，而不是实际行动。前几天有一个年轻记者采访我说日本右翼在叫嚣，你觉得怎么样。我说你能给我解释一下什么叫日本右翼吗？他愣了一下。我说你给我划定一下，再给我解释一下，日本右翼人口构成是什么？他们的观点是什么？他们形成这种观点的原因是什么？他一脸茫然。因为日本右翼对他来说就是一个词。我其实有一个担忧，实际上对于中日两国的未来来说，一定要友好。但是这种友好建立在什么上？首先要对过去的历史有一个梳理，这个梳理就是我们要有一个非常坚定的竖立，有一个非常负责的科学精神。其次，我们要了解对方的观点。否则如果仅仅是仇恨，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比如南京大屠杀，现在从日本还有美国，中国还有很多很多学者在研究中间，拿到全部一手资料，南京城37年的地图，从日本买到了几百张。当时日军在进攻南京之前实际上已经对南京城所有边边角角进行了拍摄，小到一口水井都进行了拍摄。日本在打这场仗之前实际上对南京非常了解。当时中国跟日本军队的比例是10：1，我们败给10倍少于我们的军队。实际上这场战争是两国当时军力、国民素质、军队素质、指挥系统的一个全面的抗衡。如果这些不考虑清楚，一味怀着仇恨，对未来不会有太多作用。我们要知道我们欠缺的是什么，败给什么样的对手。

　　作为一个影视行业的从业人员，我想说我们只能是像我这样的年轻导演希望尽到一个责任，带给青年一代更多全面客观的历史，能够让他们知道中国曾经发生了什么。此外，透过电影，我希望能够教给他们一种历史观，怎样去看待历史、怎样去分析历史，然后探索历史，得出自己结论的一种精神。这其实也是我们一直追从的电影精神，可能也是跟创意产业最有关的东西。

　　谢谢大家！

　　主持人许戈辉：谢谢陆川。刚才陆川一上来他就提出了一个困惑，他自己特别矛盾，那就是他不希望像教科书那样去拍电影。看过陆川的片子，了解他的人，甚至是了解他的思想脉络，你会觉得这种矛盾确实是存在于很多的电影导演或者是艺术工作者当中，他们不希望把这种东西教材化。所以，陆川说他一个很大的矛盾困惑是不希望像教科书那样去拍电影。但是我却知道有一个人他提出，我们不用像教科书那样去拍电影，但是我们要把教科书给它弄得像电影一样，让学生像看电影那样的方式来上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