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原三好学生的“含金量”

　　周 宁

　　记忆中，领到三好学生的奖状是件非常荣耀的事。

　　在“六一”儿童节大会上，只有三好学生是在全校师生的关注下上台领奖的。校长会郑重地宣读获奖学生的名单，校长念一个名字，就有一位学生从队伍中站出来。那时其他同学都必须端坐着，能自如行走就是我儿时眼中的荣耀。三好学生上台领到的无非是一张奖状和笔记本、铅笔之类的文具奖品，而同学们都会好奇地争相传看，心里暗暗想着明年也要上台领奖。

　　其实，如此评“三好”、奖“三好”无可厚非。观察、模仿榜样是青少年实现社会化的重要方式。三好学生作为内部评价时可以有效地起到激励作用。而现在的问题是，当三好学生成为升学选拔的依据时，就极易成为一些人暗箱操作的途径之一。

　　一些地方为了争三好学生名额，学生、家长、教师、学校领导甚至教育管理部门等展开了激烈的竞争，权力和金钱因素也越来越多地介入其中。三好学生极高的“含金量”，对竞争者也产生了强大的利益驱动。但若过滤了这些渗入的异物，三好学生的评价体系依然是最基础、最有说服力的。

　　只有把新的学生评价体系安放在对学生进行思想和荣誉上的激励，不再与升学等环节直接挂钩，不具有显著的利益附加值，还原到一个仪式、一张奖状、一枝铅笔的“含金量”，这样的“三好”评选，才能回归评价本身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