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问题是，我不久以前采访过罗校长，我说为什么中国改革开放之初，整个社会环境还是比较保守的情况下，你们进行了系统的改革，出现了深圳大学这样的案例。罗校长说，很难说当时社会气氛比现在更差。这个话说得很对，事实上八十年代初，全社会改革开放的氛围，或者改革的动力，仍然好于现在，刚刚从文革灾难当中走出来，整个一代的国家领导人具有强烈变革现状的动力。而今天我们更多的人沉醉在大好形势中，所以对八十年代的重温，首要一点就是要重新焕发改革的精神，重新建立我们的危机感和社会责任感，凝聚改革的动力。对教育改革而言，我们看到医改、房改都提到了议事日程，但是至今没有教育改革的方案，好在上个月开始，国务院已经确定了教育改革中长期规划这么一个任务，明年将展开讨论，这一个重要契机。

　　然后第二个方面，八十年代改革留给我们重要遗产不仅仅是教育改革优先，而是体制改革优先，这对今天而言，重新强调体制变革，体制创新价值是具有非常强的针对性的，事实上这是我们呼吁好的教育、理想的教育的前提，无论是对好大学经验的吸取，还是世界先进大学经验的吸取，主要是一种制度文明的产物，而不是目前短平快的优惠政策可以制订出来的。而这种制度创新的成果，近年来也有一些突出案例，比如香港科技大学，1992年建立的，他已经在很多方面进入到了亚洲优秀的方面。比如印度理工学院，有60年历史，也已经进入到了世界最优秀大学之例，还有90年代建立的中欧科技大学，也已经进入到了世界优秀大学之例。

　　八十年代改革第三个重要经验是教育家办学，在我们今天仍然是一个遥远的理想，但是并不是遥不可及的，因为我们八十年代就能够培养出一批大学的教育家，我们今天，前期就是改变，虽然这个目标在今天已经提出来了，但是今天还没有变成一个现实，这是我们需要继续追求的。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需要形成两个共识，一个是关于理想和教育的共识，确定我们未来新的教育理想和教育的蓝图，这个目标的确定，国务院已经确定了，明年要对教育计划司规划进行公开讨论，我们希望这个过程当中能凝聚更多的民间智慧，使这个规划真正在教育理念和教育制度上有所突破。

　　另外一个共识是对教育改革的共识，尤其是教育体制优先的这么一个共识，让我们明年有一个新的突破。这个过程当中，作为我们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一个民间的教育机构，我们希望有这么一个动力，一个就是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我们正在进行首届地方政府创新的评选，12月初进行第一次颁奖。第二个是企业促进制度创新，我们知道在世界发达国家，企业是促进创新最重要的动力，而我们今天，企业的社会责任几乎还没有扩展到教育层面，企业对于教育决策，教育模式，大学的人才培养基本上是旁观者，这是一个亟待培育的功能。第三个就是NGO促进制度创新。我相信在这个方面，新东方和在座各位都是有很多的契合点，共同努力促进教育改革和创新，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