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学生就业难与教育改革

　　所有一切告诉我们，解决大学生就业困难不能用救急思维，而必须从教育改革这一根本着手，，只能从长远出发，才能改变大学生就业状况。如果不从长远着手，必然会出现问题。

　　谈到教育改革，针对就业来讲，至少有几方面应该进行转变。首先是教育的竞争机制。现在的学校教育，实际上是一种没有质量竞争的教育。我们选择学校、选择大学，都是一锤子买卖。学校和学生之间没有双向选择。从1993年就开始的自主择业，当时有“宏观调控、双向选择、供需见面、择优录用”16字方针，自主择业，其实就是人才市场化。现在16年过去，可教育还是计划体制，高考采取集中录取，学生在志愿表上可以填多所学校，但最后只能拿一张通知书。进入大学之后，由于受到录取分数线限制，受到录取批次的限制，受到学校的层次限制，学生非常难转学，即使从清华转到北大也很困难，更不用说从一所二流学校转到一流学校。这种没有转学的体制，我们一直以为是合理的，因为我们高考是看分数的，高考的分数限制了每个人的“身份”，你就是低一分都不能进清华，身份感特别强。但是身份感后面严重的问题是，即使你不喜欢、不满意，也不能用脚投票，最后受损失的是我们自己。如果你对这所学校严重不满，惟一的选择就是退学，退学之后参加高考，又选择一个学校，对学校又不满怎么办，再退学，就是这个过程，而不是可以去另外一个学校。对学校最大的竞争就是市场竞争，就是要有选择机制。

　　我们现在面临着一个很尴尬的状态，高等教育是严重的计划模式，而就业是市场选择。计划体制下培养的人要面对市场的需求，学校其实是无法对学生的培养质量负责的。解决这一问题，就是要打破计划体制，如果有一个开放的选择机制，就不会存在这个问题。其实，现在所有关于教育改革的核心议题，就是希望教育开放，教育能够有一个竞争的机制。但是高考改革谈何容易？现在要一考定终身，但改革一考定终身，我们又面临着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公信力的问题、公平的问题、是不是有人走后门的问题。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又会回到原来的路径上发展，这是一个大的问题。

　　其次是教育承载着改变命运的功能。我们一直对高考、教育赋予的功能是“改变命运”，到现在为止还是如此。农村的孩子就是通过高考来跳出农门，纪念高考恢复30周年的时候，大家重温一个响亮的口号：高考改变命运。但是高考是不是应该改变命运？教育是不是应该有一个改变命运的功能？如果我们承认这样一个功能，就意味着，每个人的命运是不平等的，而确实现实就是不平等：二元户籍制度、不同的社会福利保障。因此，我们可以看到，高考改革受制于户籍制度，受制于社会保障制度。如果每个人生来没有农村户口、城市户口之别，生来没有在哪个地方不一样，就导致我们的福利不一样，我们用得着靠教育来改变我们的命运吗？所以，当教育承载这个功能之后，我们很难让它回到本原。

　　在这种情况下，将教育作为唯一的改变命运的通道，也是无奈的选择，而接受更高的教育也就变成一种特权。越是获得优质的高等教育越是有特权，而有特权的高等教育恰恰违背了教育追求公平的本质。现在很多学生都想靠进985高校，普遍有“名校情结”，追求上名校，国外也有，但是不像我们这么厉害。这体现了一种等级、身份，是一种身份教育。身份教育实际上使我们对教育很难有平常心，其严重的后果就是，一旦这个身份教育失去了改变身份的重要作用——或者无法改变，或者已经改变——我就不去接受教育了。前面我讲的农村的“读书无用”，就是认为即便我考进一个大学，但也无法改变身份，我还考大学干吗。没有把进入大学接受教育作为提高能力、提高素质的一个场所。这就是我们目前面临的第二大问题。

　　教育一定要淡化“改变命运”的功能，回到作为求学、求知的场所，是学习知识、提高素质的地方，而不是改变身份的途径。这种改变很困难，因为现在的用人单位，十分强调求职者的教育身份，比如提出学历要求、学校要求。一些直辖市对非本地生源学生留在这个地方工作，提出的打分标准就是985高校15分，211高校12分，本科院校9分，专科院校没有分，这就是明显的根据学生的“教育身份”来确定他是不是能留下。但是985学校的学生一定比211学校的学生好吗？211学校的学生一定比高职的学生好吗？为什么现在把学校分在第一批、第二批、第三批录取？

　　我们经常谈到，现在的民办学校招的学生都很差，高职学校招的都是N流学生。但是想过没有，现在高考录取就是把民办学校、高职高专放在最后一个批次，有的地方，把民办学校和独立院校的本科分出来，在二本之后加一个三本；把民办高职也分出来，在专科第一批之后再加一个专二批次，在这种体制下，学校之间有严格的等级之分，我们怎么能够保证学校的公平竞争？

　　不少教育专家指责，在美国，能够考进哈佛大学的学生可以选择进入一个烹饪学校当大厨，当大厨也是一个很好的职业，但是在中国可以吗？在中国，成绩本来可以进北大，但是非要进入最后一个批次的学校，很多人会认为你有毛病。即便是当厨师，今后也要评技术职称。我们很多国有大型旅社照样要求学历，很多厨师还要去读本科。每个劳动岗位对人的要求是不一样的，学历只能代表一个人获得的知识多少，而并不代表他能力的高低，我们一定要打破学历社会走向能力社会，不能用学历来评价一个人。但同样的问题是，现在太多地方强调学历。尤其是政府部门，前段时间昆明要在全球招聘经济学博士去当副县长，不清楚博士跟副县长有什么关系，这不但是教育资源浪费，也不利于地方政府的治理。前几年，有一个省打了一个很大的广告，公开招聘若干名博士去当他们的处长。这就是传统的“学而优则仕”。博士本身是搞学术研究的，跟做公务员当官完全是两码事，而现在变成畸形的对应。而对学历的畸形要求，在高等教育领域里也存在。现在一些学校招收博士生、硕士生的时候，在面试中会查一个学生的“祖宗三代”，回过头来查他毕业的本科学校是不是985高校，如果本科不是读的965高校，在硕士、博士面试中就得分比较低。甚至有的学校提出硕士不招自考的学生，这本身就是一个很严重的学历歧视问题。这个问题又进一步影响到教育体制，学校只注重给学生一个学历，而不在乎给学生真正有很高质量的回报。

　　我们曾经做过一个调查，在一些很好的学校里，如果问学生这样的问题，如果要你现在把大学四年的学费全部交完，马上让你毕业，你愿不愿意，30%的人说愿意，举双手、双脚赞同。怎么理解？大学四年教育对他们来说是无效的，我在乎的是你的文凭，教育空心化，空心化的教育培养的大学生的质量很难满足社会的要求。现在的大学毕业生有些基本的事情都不会做，基本的素养没有，学校追求外在，不追求内在。

　　再次，整个社会、整个企业怎么样来承担自己的责任。我曾经在《南方都市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提到大学有研究型大学，有教学研究型大学，有教学型大学，有实行精英教育的学校，有进行职业教育的学校。实行精英教育的学校，目前在国内就是985和211高校，他们应该对学生进行通识教育。对职业教育来讲，他们培养的学生一毕业就马上能上手；而对精英教育的学生来讲，在学校接受的是通识教育，掌握的是基本的知识和能力，要求他们马上上手是不可能的，需要在社会上重新读职业培训班或者是在用人单位里接受职业培训，教育与就业之间应该是这样一种关系。对于这种提法，很多人质疑我。认为要让企业来承担职业培训的责任，是天方夜谭。    我曾经跟多个世界500强企业的人力资源总监对话，他们的用人观点，跟国内很多企业的观点是不一样的。国内很多企业提出，大学毕业生一定要有动手实践能力，并建议大学要加强实践能力的培养，大学生在大学里一定要去实习，最好是大二开始就去实习，积累很多的社会实践经验，这样在就业的时候，才会得到企业的青睐。但是国外企业的观点是，如果我对应聘的人才提出实践能力的要求，这个人必然是有社会经验的职场人士，而不是针对大学应届毕业生。到大学里招聘员工，首先是看他的潜能，他是不是有可能在我这个企业里成为一名非常优秀的员工，甚至一个领导人的潜能，而不是在乎他的技能，如果在乎他的技能的话，公司从其他公司挖一个熟练的人就行了。因此，他们是重在考察他基本的能力，在笔试与面试中，并不特别关心他有什么样的技能。为了解决他的职业技能问题，这些企业往往会用两年时间，短的至少用半年时间，对他们进行入职培训，让他们了解企业的文化价值观念，让他们学习这个岗位的技能，甚至会派导师指导他们怎么样适应职场，真正把所有学生当成人才培养，而不是要求这些学生，马上就为企业产出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