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网友：牛布衣

　　自由主义思想家柏林说过：“人之所以为人，在于他们有选择能力，不论是选择好的或坏的东西，要点在人可以自行选择。”(《穆勒与人生的目的》)这是柏林为自由主义奠下的一个“终极基础”。然而我们仍然无法回避一个困扰了人类几千年的老问题--人的选择在何种条件下才可称得上是“自由心志”的产物？以我看来，棉棉的拟自传体长篇小说《糖》正是围绕着“自由和选择”这一既古老而又时新的话题，叙述了一个“问题女孩”红和她在青春迷途中邂逅的几个同样有“问题”的少男少女的故事。

　　这是一个崭新的时代，由于小说处处透过“生活在幻觉中”，“不愿走进社会，也不知道该怎样走进社会”的“问题女孩”红的视角，去感觉个人皮肤边界以外的世界，因此小说中关于当代历史的叙事必然是东一鳞西一爪的，就像散了一地的拼图游戏板，全靠读者自己想办法把它们拼成一幅色彩斑烂的图画。红的童年时代，蒙娜丽莎的神秘微笑和贝多芬的交响乐--“必须如此，必须如此”的《命运》，已经重新成为高雅人士和向往高雅人士的自由选择。那时候还没有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告别革命”之后，一度被革命大潮淹盖了的社会阶层之间的落差凸显了，红回忆起“那时周围没有人家像我们一样拥有唱机和电视机，那时肉、布、油等物品还在实行配给制，那时周围有很多邻居还靠到菜场捡菜皮过生活，而我们是这幢楼里唯一的知识分子家庭，父亲认为我应该感到幸运”。当她十九岁时，故事场景迅速从上海切换到南方的一个小城市里时，她第一个感触是：这个小城市里已经有酒吧了，而上海的街头只有几个小咖啡馆，“那个时候，这个城市是中国最富有的，有很多富有的人，也有各种各样讨生活的人”。三年后(这是我从红的年龄推算出来的)，“北京出现了很多摇滚乐队”和“行为艺术”，红的男友赛宁告诉她：“北京太夸张。每个人都活在感动之中，每个人都晕着。他不适应这种集体生活，太热闹。那里清一色的重金属，插上效果器就甩头，而且很政治，他不理解。”小说中第一次出现的时间坐标是“1994年12月的一个早晨”，不久红第二次进了戒毒所。一年后，在走出戒毒所的女孩眼里，“上海的淮海路有了很大的改变，好多好多漂亮的大百货公司，苹果带我逛商店，向我介绍各种流行讯息，……上海已完全不是从前的上海，每个星期都有变化”。因此，“问题女孩”红的“问题”理所当然地不可以和汤显祖笔下的杜丽娘的“问题”相混淆，也不可以和张爱玲笔下的流苏的“问题”相混淆，这是一个发生在二十世纪末叶的“现代”女孩的故事。

　　红的父亲和赛宁的父亲都是“知识分子”，并且都经历过一个“别无选择”的革命大潮横流的年代。新时代降临，当他们有权选择的时候，他们为自己选择了“离婚”，选择了“做生意”或“出国”；为迫切需要母爱和玩具的儿女们选择了“破碎家庭”，选择了“很中国”的萧邦或不那么“中国”的帕格尼尼。他们集“知识分子”的生存智慧和“父亲”的舐犊深情于一身，认为自己可为儿女的童年乃至一生作出唯一正确的选择，并且用非常“传统”的家长威权把这种非常“现代”的选择强施于红和赛宁。于是，真正属于孩子自己的、出自童心的选择被压抑了，随之伴生的便是反叛，用失声尖叫反叛“画她(蒙娜丽莎)的那个人”，用巧克力反叛富有科学营养的饭菜。转眼之间，红和赛宁们已经长大了，到了身体上和法律上都被允许“自由选择”的年龄，选择是需要花钱的，父亲们总是及时在孩子的信用卡上存入足够的钱，然而面对无限多样的开放的世界，他们的选择不仅让父辈们长太息，而且令自己陷入了困惑和失落的田地。

　　选择是什么？选择即是舍弃，鱼和熊掌，我们总得选择一样，舍弃一样，而在一个多元的世界里，我们可选择的很多，将舍弃的更多。选择即是被控制，我们要末选择某种抽象的东西如关于真理的话语，要末选择某种具象的东西如关于神的话语，拿它来调校或控制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在小说中，红和赛宁们从未尝试过却天生不喜欢被任何抽象或具象话语控制的感觉，于是选择用身体欲望的本能冲动来反叛一切话语。他们玩音乐，因为“音乐不需要去搞懂，音乐离身体最近”(赛宁)；他们玩做爱，让“爱的感觉一阵阵到来一阵阵退去”，直到“身体开始疲倦”；他们玩酒精、玩毒品、玩自杀，玩一切“现场的”东西。但他们仍然未能摆脱一种“被什么东西莫名其妙控制住的”感觉，于是，他们用摇滚来反叛音乐，用性冷淡来反叛做爱，用戒毒丸来反叛毒品，用彼种感觉来反叛此种感觉。

　　耐人寻味的是，“问题女孩”红一边迷恋于“用身体检阅男人，用皮肤思考”--她自己贬之为“狗屎”--的生活，一边却从未放弃过在“屎里觅道”。在这个男性话语和男性感觉居支配地位的世界里，作为弱势女人的红，始终在潜意识里把爱当作一种宗教，而不是当作一种与男人对话的“技术”。她孜孜不倦地在初恋情人赛宁身上寻求爱情的真谛，寻找做爱的真谛，寻找高潮的真谛，然而她失败了。她试图与一个名叫谈谈的男人缔结婚姻，以便在这个男人为中心的社会里，用一种类似于缔结契约的方法寻找与男人对话的“保障”，然而这只是一场噩梦。最后，她试图仅仅作为一名性伙伴与男性在床上作平等的交流和沟通，然而除了“避孕套不会背信弃义”之外，男人的愚蠢和冷漠彻底令她失望了。与此同时，她似乎有点无师自通地悟出：在这个世界上，男人对失控的恐惧一点也并不比女人轻，男人的问题一点也不比女人少，所以选择--不管是选择话语还是选择感觉--完全是男人和女人自己的事，谁也不必依赖谁；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唯一无法反叛的是，我们必须长大，我们必须选择，我们必须避免失控。

　　对于“问题女孩”红的故事可以有多种多样的解读，我只是选择了其中的一种，它取决于我今天的情绪和以往的阅读经验。在小说中，红第二次向一个超现实主义的戒毒所告别后，原可以有多种多样的选择，她可以选择继续吸毒直至与死神相吻，她也可以选择做一个回头“浪女”(这是我杜撰的词)承欢父母膝下，但她选择了“现场的”写作，选择了“爱”--不是“男欢女爱”，而是一个叫做“爱”的极其宽泛又极其深奥、极其抽象又极其感性、极其清晰又极其含糊的大词--来求得现世的救赎。我不知道这是红的选择，还是小说作者为红作出的选择，我只知道红不会选择上街卖烤红薯以挣回自己的衣食，也不会选择上街游行以宣传女权主义。无论是小说的作者还是红，选择的自由度与世界的无限多样性相比，都是极其有限的。有人说，真正的自由是建立在世界本质的认识之上的。又有人说，根本不存在一个叫做“本质”的东西，认识它也就无从谈起，可见也不会有一种叫做“真正的自由”的东西。按物理学家波尔的说法：一种深刻真理的反面并非谎言，而是另一种深刻真理，因此上述两种话语都对，一切取决于我们的感觉喜欢哪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