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网友：我爱张爱玲001

　　日前重温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时，发现了一个以前没看出来的问题，这个问题还真是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因为我在第一卷《贡布雷》和第二卷《斯万之恋》中，读出两个绝然不同的斯万。我想，这当然和译林版的该部书籍由多个译者共同侈译完工有关，不过，经此一番折腾，我对这种大兵团作战取得的“丰功伟绩”，大大地持保留态度。

　　我是好不容易克服脑中杂七杂八的头绪，沉湎在李恒基译《贡布雷》中，逐渐体会到此书的好来。一上来真觉得译笔涩滞难读，慢慢就融化在作者对世间万物的博大的怜悯、对生活细节的眷爱的情绪中去了。作者对斯万持有的心态，也是客观尊敬的，有时从“我”的眼中，透露出稍稍的偏爱。进入徐继曾译的第二卷《斯万之恋》，不对了，翻译风格大变。译笔相对是易读流畅，笔调却是在用一种讽刺的、玩味的立场来写斯万。我当时的感受，大概和张爱玲看《红楼梦》八十回后，发现已不是曹雪芹写的，而是高鄂的续书差不多，有些失落。我在这里声明，本人无意扬李贬徐，我仅仅是想表述作为一个读者的一时的感受(一笑)。想请教译者的是，你们想给读者如我等看的，是个什么样面目的斯万？想请教方家的是，究竟原本里的斯万是何等面目的？从这层意义上来说，这套译林版的《追忆》只能是个普及本吧，我想在以后看到由一个译者一以贯之翻完的精译本面世。

　　其实，同一作者在一本书或多本书中笔法和风格大变，不可否认，肯定是有的。但是对于翻译作品，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是不是应在书的译序或跋中写明呢？至少我在《追忆》一书中没有看到这种做法。记得看乔伊斯的《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肖像》时，我觉得他的文笔隽永，有底蕴，非常值得细细赏玩，我很佩服乔伊斯，想想人家名声那么响，当真不是盖的。这部书的译者我没在意是谁，倒是真要感谢他(她)一番，读该书是一种智性的享受，至今想起还是回味无穷。可是，我看完大名鼎鼎的萧乾、文洁若夫妇合译的《尤利西斯》，这部外届吹的天花乱坠的译著，我却没有了当初读《一个》时的那种感受，一点都兴奋不起来，我到现在也不清楚《尤》到底好在哪里？怎么会这样呢？想再请教方家的是，是两部书风格本来不一样？是我本身出问题了？还是翻译有问题？

　　已有人在感叹如今真是好的译书也少了，好的译者更难觅。这只是指当今的大局而论。我在这里吹毛求疵《追忆》和《尤利西斯》，可是有口皆碑的“佳译”啊，其它的，呵呵，我不说大家也看的到噢。连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书，也能赶时赶刻地译出，那种质量我是不敢恭维的。译作是不是上品，读者的眼睛是最雪亮的。王小波说，王道乾译的杜拉斯的《情人》可作为中文小说的范本。他说从开头的一句就看出优劣了，王译为“我已经老了。”其他人译为“我上了年纪的时候。”孰优孰劣，一目了然。王译真是佳译配佳作，“无限沧桑尽在其中”，杜拉斯能在中国找到那么多的知音，道乾先生居功至伟呀。

　　对于中国文学界来说，不光是外翻中很重要，中翻外何尝不是件大事呢？我们吃这方面的暗亏太多了。王元化在近期的《文汇读书周报》上撰文也谈到这一点。在一次国际汉学会议上，有不少人向马悦然提到中国作家从未获诺贝尔文学奖的问题，马悦然作的解释就是，翻译的质量会影响评委对作品的理解。马上就有人质问他，“诺贝尔奖究竟是文学奖还是翻译奖？”王元化先生的观点是，“大陆许多作品的翻译，纵使出于著名译者之手，恕我直言，往往是并不好的。”他还提到当年川端康成得奖，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靠翻译好。据说那一届诺贝尔文学奖颁奖时，川端康成是带着他的翻译去领奖的。他在获奖后的致辞中，也特别对这位译者表示了谢意。

　　在作家中，张爱玲对翻译是比较注重的。她翻译了自己写的作品如《金锁记》、《秧歌》、《怨女》等，其中《怨女》的某些章节还被美国各大学普遍采用为教本。一次哥伦比亚大学有位学生已翻译了她的《封锁》，编者询问可否录用在一本中国现代文学读本内。爱玲说自己早已译了这篇小说。她是比较喜欢自己的译文的。

　　看起来国内的翻译水准一下子是很难有大的提高的了。所以这段时间，自己也在猛K英语，倒不是想去考托福或GRE什么的，只是想要是能看得通原作，也免得吃到某些反刍之物，因了不消化而肚子疼。刚刚将较易读懂的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原版看了一半，与原先看的中译本相比，还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