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网友：大方一笑

　　我是在一个工科学院上的大学。我做出这个决定完全是因为我父母的意思，按我自己想我可以给人画漫画呢。可是我爸妈说人应该学点有用的东西，我想也是。可是上了一段才发现，我学的那些功课实在不对我的胃口，而且学起来也实在费劲。我觉得我就像个在沙漠里走路的人，大日头骑在背上，我头向前探着，就像个大骡子一样喘气，可又明知道前边的地方自己一点也不想去。我跟学校里的老师都不是一路人，他们让我又敬佩又讨厌，他们的教导让我内疚地都要散架了。一句话，我这学实在是不想上了。

　　我每星期回一次家，这星期六我在回家的路上就下定决心，跟父母说我不想上学了。可是回到家里，看到他们见到我时的高兴劲儿，我实在是开不了口，这样一直就别扭到了星期天的晚饭。吃完这顿饭我父母就要送我走，再苦苦地盼一星期我回来，所以这顿饭总是很丰盛。由于心里有事，我吃饭很不投入。忽然听到我妈妈问我为什么不吃鱼，这还是特意为我做的呢。我一向不太爱吃鱼，但想到这是妈妈特意做的，而且特怪地觉着吃点鱼也许会使我更聪明一点，就吃了一口。我心里盘算着开口说我不想去上学了，说我受够了，再怎么着我也不去了，设想着我爸妈大动肝火我就是一言不发的感人场面。一不专心，一根鱼刺就扎在我的嗓子眼儿里了。我就说爸爸妈妈我扎刺了，他们就着急地告诉我这么着那么着。我心里却感到轻松，因为这样一来我可以为自己找到借口不说那件事了。

　　折腾了半天，刺还是没能弄出来。于是就说让我先上学去吧，没准路上就好了。从家骑车到学校要两个小时，我爸爸每次都要送我一段，聊一聊学校的情况。这一次我的话很少，爸爸只当是鱼刺的过儿，就一路上跟我说没关系，如果实在不行就到学校附近的医院去看看吧，很容易拿出来的。和爸爸分手后，我也不知道想了些什么，只看见自行车的橡皮轮子指着摇摇晃晃的夜路，一个劲儿向前滚。

　　到了学校已经九点多钟了。要照平常日子，我会在宿舍里歇一会儿，找本杂书随便翻翻，然后找个哥们儿出去溜达溜达，或者自己到路灯下去看女生。这通常是我一星期最放松的一段时间，一来是我骑了那么长时间车，着实累了，二来是这段时光也实在不能用来干什么事，荒废也就荒废了。可今天不行。我觉得有一件关于我的旷日持久的大事还在进行中，我已经不是我自己了，我是这件事的一部分，我的一切想法，一切行动都只是这件事的延续。这件大事开始是准备了好久的辍学的事，现在变成了鱼刺。鱼刺扎在我的嗓子里，这种痛苦是肉体上的，我可以告诉每个人。我感到一种撒娇似的幸福，像个传染病似的在楼道里走来走去，碰上谁跟谁说我扎刺了，他们都很同情我，有的人还跟我说赶快到医院去看看吧。我说的话越多，鱼刺扎得越疼，直到我认真了，觉得真应该去医院看看了，我就去找张戴。

　　张戴的爸爸是个“抗美援朝”的伤残军人，复员后靠一点政府的抚恤金生活，家里几个人和耗子一起在一间大屋子里睡。可是他怎么说也是城里人，而且也挺聪明的，所以考上了这个大学也不奇怪。他学习不怎么卖劲儿，只是到考试前几天用用功，成绩倒总是不错。每个班都有小帮派，我们班也不例外。因为我们班小，只有一个帮派，他就是其中的一个。每次小帮派一起吃东西，他就一块吃，从来不出钱。可是大家也不轰他走，因为他很乐于为大家做一些小事情，比如跑跑腿，帮着作弊什么的。他对我也挺好的，见面总叫我“艺术家”，每次我画好一张大画贴在墙上，他都在近视镜后鼓着两只眼睛看一阵，用浓重的四川口音说：“你可真了不起呀。”我对自己并不满意，总是想什么别的都不干专门研究画画，但听到他的夸奖也挺高兴，所以就挺喜欢他的，这样找个医院去拔刺，自然想到叫他陪我去。

　　听张戴絮絮叨叨讲了一路一个李连杰演的叫《中南海保镖》的电影，到了医院已经是晚上十点多钟了。这是一个区级的小医院，这几天还在装修，我一进门差点被一根脚手架上的铁棍儿拌了一跤。踩着湿乎乎的浮土，绕过堆在地上的装水泥的袋子，我们来到门厅，挂了个急诊。

　　按着值班小姐极不耐烦的指点，我们沿着曲折的楼道寻找拔刺的地方。楼道里只开着可怜的几盏灯，一点光被湿乎乎的天花板和墙壁，以及水磨石的地板分享着。我们的身子在这个狭窄却又空荡荡的空间里晃来晃去，显得莫名其妙地长，脚步声并不响却听得很清楚，就好像在失重的状态下似的。最后也不知怎么就找着了一个还亮着日光灯的小屋，敲了半天门才出来一个人。他三十来岁，戴着眼镜，个子不高，半胖不胖出着虚汗，一看就是那种谁都看不起又最看不自己的人。我们推门要进，他一下子就把我们推出来了，然后反手把门给带上，好像对犯错的孩子似的对我们说：“在这边！”

　　我开始讨厌这个人了，越来越讨厌。可是我却只能信任他，乖乖地跟着他走到旁边的一个小屋里。这里面有各种各样医生用的家伙，镀铬的表面在日光灯下发着冷光。还有很多小瓶子，一捆针头和一个红色的废料桶，发着医院特有的味儿。所有这一切都在暗笑着说：“哼哼，你来了。”随后便有一些奇怪的小工具被塞到我的嘴里，塞在我的嗓子里转来转去，有时候噎得我都要吐了。那个该死的大夫还推着我脸上有骨头的地方让我转来转去。我真是受够了，真的。这倒不是因为我有多难受，而是我真正感受到了因为自身的软弱和问题而任人摆布的滋味，尤其是在我知道人家是为我好，我还不得不依靠和感激人家的时候。张戴在一旁无事可干，但得益于长期的贫困和受人冷落的生活，他很快找到自得其乐的方法：在很小的屋子里转来转去，对里面各种各样的小东西表现出兴趣。

　　最后大夫表现出轻松，舒展了一下身体，推开碍事的张戴，从身后的桌子上拿起一个不锈钢做的喷壶，上面有一个极长的喷嘴，把光和金属的质感送向前方。他让我把嘴张开，把这么个玩意儿插进去，扣动扳机，就像电影里的坏人用来复枪往人家嘴里打似的。我感到喉头一麻，一种极大的渴望夹杂着恐惧涌上来，我预感到什么重大的事要发生了。

　　那个医生取了一把镊子，伸进我的嗓子里，没什么感觉就把刺拔出来了。如果仅仅是这样，今天晚上只是荒唐地过去了，我会带着无可名状的厌恶和悔恨回到学校。可是下面却发生了一件事，不但那个晚上让我感动不已，而且以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着我的一生：那个医生把拔下来的刺放在了我的手上。那根刺并不长，只有半厘米，可是拿着它却觉得很沉，就像需要磨成针的铁杵。幻觉中它变成了一个星系的枢轴，搅动着过去和未来的几个小时围绕着它旋转。更奇怪的是我觉得它很亲切，就好像它是一个和我捉迷藏的朋友似的。一种感动像长江的洪水一样冲到我的嗓子眼儿，我想把它咽下去它却一下子冲向我的鼻腔跑到我的脑子里。我的大脑仿佛一下子被冲散了似的，感官变得有点稀奇古怪。我看着鱼刺，而医生站在我的耳朵后面，耳根子热热的，我仿佛用耳朵看见了他。他不再是一副讨厌的样子，而是白衣飘飘，缺乏体量感，他以一种善良而又无奈的目光看着我。我手中的鱼刺像一根销子一样把我们俩连在了一起，虽然都不情愿，但我们还是按照各自的轨道相互信任，彼此交谈，做了该做的事。现在鱼刺平白地躺在我的手里，一切结束了。我坐在那里又楞了一会儿神，医生推了推我的肩膀，我站起身，把鱼刺甩在了垃圾桶里，走出了屋。

　　懂事的张戴已经站在了门口，医生拉上了门，拉门的时候一侧肩膀仿佛被重物压下去一样倾斜，然后他撇撇嘴，皱皱眉头，站直身子自顾自地向前走。

　　我和张戴离开医院的时候，已经是夜里十点半的。听张戴说了一路那个医生遮遮掩掩的，里面一定藏着一个女人，这样就回到了学校。

　　虽然已经很晚，但学校里还是生机勃勃。透过匆匆闪过的丁香树丛的缝隙，可以看到学校小卖部还没有打烊，几个漂亮女生故意靠着门柱吃冰淇淋，长发上的光轮模糊不清就像蜉蝣的翅膀。篮球场上散布着几个烛光晚会，一些明暗相交的小脸悬浮在空中。男孩酒后吐露的真言像抓挠的手一样一屈一伸地掘进人的耳朵里，而女孩的谈笑就像火星一样被吹散在风中。我感到疲倦，开始怀念宿舍被子的潮湿的气味。今天闷头睡一觉，明天上课其实也不必认真听，可以在底下画画儿，考试时候突击一下就能“过”了。快到夏天了，在教室里又能看到很多女生的赤裸的胳膊和大腿。无论在哪儿，只要你死心，生活都会给你一点小小的好处，也很容易混过去。我决心继续在工科读下去，这样就可以轻松地告诉任何一个人我是干什么的，不必多费口舌解释；别人也可以简单地信任我，让彼此的无奈和缺陷把我们连接起来。我可以像一颗小石子一样活在这个世上，以后做一个工程师，兴许有一天可以在夜里躲在一个装满仪器的小屋里，一面不咸不淡地解决技术问题，一面和小情人幽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