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学后再进学校，是要被扣分的！”“我有钥匙，想进教室的跟我走！”“扣分的话你能负责吗？！”

　　这时，文体委员A站出来为生活委员B打抱不平：“他只不过想让大家能坐着讨论，你干吗这么凶？”

　　全班同学站在旁边，除了我们3个人，没有一个人说话。

　　第二天，我被告知，教师节的活动不需要我参加了。“反正她在的话我们就都不参加”，A对别人说。当我从好友口中得知此事时，只是笑了笑。接下来是一节体育课，做着做着广播体操，我的眼泪就流下来了。

　　我做错什么了？我只是不想让班级评比时被扣分，我错了吗？

　　明明是我发起的活动，凭什么最后不许我参加了？

　　为什么平时和我关系很好的同学，这时都用沉默表态？

　　下课后，我哭着冲进班主任的办公室，撕下胳膊上的“三道杠”：“老师，这个班干部我不当了，您让A、B他们去当吧！”

　　“策反”风波最后在班主任的干预下，以我和A、B的和解告终。但在那一刻，我真的发誓再也不当班干部了。上了初中，因为小学班主任在学生手册上的评语写得“太好了”，我再次被选为班长。但这一次，我信奉“无为而治”，做得越多，错得越多。期中换届选举时，我如愿以偿地卸任。此后近10年的学生生涯中，除了小组长和课代表，我再也没担任过其他职务。从“高压脊”转型为“低压槽”，我的田园生活过得有声有色。

　　即使是担任组长、课代表这样的“小官”，我也小心翼翼和同学们处好关系。一次，高中语文早自习，我带着同学们默写。我知道底下很多人都在抄，实在看不下去了，深吸一口气后说：“大家差不多就行了。”本来沸反盈天的教室一下安静了，同学们停下笔，抬起头看着我。我想了想，吐出了后半句：“大家注意点儿策略，抄也抄得有点儿水平，别都抄得一个字不差。”大家听了，会意地笑了，教室里又响起嗡嗡声。

　　我也笑了，但直到今天，想起自己说过的这句话，还是会难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