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守儿童作文吐心声：我的家庭“一片灰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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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年底，作家关军来到甘肃省东南部一个乡村的九年制学校，进行了100天的浸入式观察和访谈。在这次深入接触之前，和很多人一样，关军对于留守儿童这个群体一无所知。
为了观察样本更具有普遍意义，他选择了打工比例接近全国平均值、经济不发达但也不特别贫困的东胜乡(为保护隐私，乡名为虚构)。
“一片灰黄”4个字来自一个留守女生的作文，描绘的是她在家里的感受：“我的家庭就是这样，没有红，没有绿，眼前只有一片灰黄。”
女生笔下的这4个字给关军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似乎听到了来自地壳深处，在庸常生活中被埋压、隐藏、忽视的声音。
从广元机场的高速路拐进一条土路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暂别一种生活、进入另一种生活的仪式，就这么悄然完成。
个把月前，刘新宇说起那个计划的时候，我没有丝毫的犹豫，相反，我觉得他说的一个月远远不够，“至少要3个月，而且包括春节”。
刘新宇是“上学路上”公益机构的发起人，关切的是乡村留守儿童问题，在创造性地开展了一些公益活动之后，他意识到一个致命的问题：对于这个超过6000万的庞大群体，社会各界的援助更多建立在想象之上，并不了解孩子们最真实的内心需求。他的想法是，通过纪实文学的手段，为那些热切的援助之情找对方向。
出发之前，我在地图上留意过目的地的位置——甘肃东南的一个县，层层山脉的包裹让那里更像注意力的盲区。
离开北京前，我向至少4位青少年心理学方面的行家求教，我把各项要点存进手机，像锦囊一样随身携带。
出租车一直逆水流上行，它从一个岔路口拐向嘉陵江的支流，不久又拐向支流的支流，司机说，已经进入东胜乡地界了，我对6个多小时的颠簸之苦浑然不觉，取出手机，又把锦囊里的几百字默记了一遍，以便让自己踏实一点。
漆黑的夜里，屏幕的光线有些刺眼。
“我的很多事情您不要问我，问锦泉老师吧，我自己没法说”
在东胜的第一晚，我住进学校围墙外的家庭旅馆。近在眼前的新麻烦是，怎么熬过异常湿冷的冬夜？
我穿着厚实的毛衣毛裤，盖了两床棉被，把电热毯调到最高一档，身子勉强暖和了，而面部还暴露在外面，整个晚上，似乎有某种力量不断从那里向外抽取热量，带给人一种务必警醒的冰凉。
这远非最冷的冬夜。此后我住在学校宿舍和农家，全都没有室内取暖设备，通常要喝上一杯白酒才能稳妥地入睡，下半夜一定会被冻醒，那就再喝一杯。
不久我了解到，学生不允许使用电热毯，也不会有白酒，唯一仰仗的就是人多。每间拥有10张铺位的学生宿舍，居住人数通常接近20人。整个冬天，咳嗽声是我最深刻的听觉记忆，大约半数的孩子处于感冒状态。
围墙那一侧的电子起床号响了，锦泉如约过来接我，他是一家公益机构的驻校社工，20岁出头，广西人，过去3个学期一直陪伴着东胜学校的孩子。
走进校园的时机还不错，国旗刚刚升到旗杆顶端。他们的穿着并不破旧，只是相当一部分显得不够清洁，更有一些孩子的鼻涕流出鼻孔，就像房檐上的冰凌。
早操之后，跟随锦泉拜会了杨校长。校长室的隔壁就是“第二课堂”，锦泉与一位名叫嵘嵘的社工在这里工作，它同时也是学生们的借阅室、娱乐室。
第一阵课间铃声很快响起，离“第二课堂”最近的六年级学生瞬间涌进来10多个，他们就围在我四周，并与我保持着他们认为安全的距离。一个梳着短发、刘海齐整、穿着毛线马甲的女生首先打破沉默。
“您是作家？您写过什么书？可不可以给我签个名？”
得到签名的肯定答复，轰的一下，那些学生跑出又跑进，他们争抢着把笔和本子递到我的眼前。
最先说话的女生叫陆紫嫣。她是校长的女儿，刚从县城附近的学校转到这里。“我可以叫你关大哥吗？”第二次课间休息，陆紫嫣提出更大胆的问题。
按照预想，六年级学生是比较理想的重点接触对象，他们思维、表达能力相对成熟，对外部世界的热情依然旺盛，与陆紫嫣熟悉之后，我更确信先前的判断，于是把这个班列为观察的重点。当然，须提醒自己不要对热情的孩子产生依赖，锦囊里有这么一句——
要看见所有孩子，活泼的、安静的都要看见。
我打开学生花名册，上面有年龄、住址等信息，也包括最值得关注的“留守与否”，我想尽快记下六年级每个学生的名字，尤其是找到他们——那些缺席了索要签名的喧闹场面的孩子。
在六年级，鞠玉兰是少数几个喜欢单独活动的学生之一。每逢课余，她总是东瞧西逛，注意力难以在一件事物上停留三分钟。
很快发现，鞠玉兰比别的学生更有意地在暗中观察我。这个扎着马尾辫的女生个子不高，脸蛋圆圆的，总是咧着嘴，一副笑嘻嘻的样子，但面部肌肉并没有处于愉悦的状态。
元旦当天，我遇到了鞠玉兰，她摆弄着一辆单车，一会儿骑着兜一圈，一会儿又推着慢悠悠地走几步。
“放假3天呢，怎么没回家？”我问道。
“不想回，回去没意思。”
鞠玉兰的居住地，属于东胜最偏远的几个村子之一，步行需要五六个小时，她不肯回家是心情不好。此前一天的上午，她打电话催促在西安打工的妈妈，让她赶紧回来，妈妈说还有一笔工钱没结，现在回不去，鞠玉兰不肯罢休：“那我就去西安。”妈妈当然不会答应这个负气的要求。
“我在电话里和她吵了起来。”
“很想让妈妈回来？”
“嗯，算是吧。”
“吵架的时候多吗？和妈妈关系怎么样？”
“不好。”
我们在公园的长凳坐下，她收起笑嘻嘻的神情，和我进行了第一次交流。10多分钟里，鞠玉兰只问了我一个问题：“老师你在上学的时候有朋友吗？”
我点点头，顺着朋友的话题聊下去。
鞠玉兰说，不认为自己有朋友，“我有时脾气不好，现在我尽量做到心情不好的时候只和自己较劲儿。”
我想起了前晚学校灯谜晚会的一幕：鞠玉兰非常想得到一等奖的奖品，一只瓷娃娃，在失去机会以后，她在兑奖处不依不饶地向锦泉讨要，时而笑嘻嘻地捣乱，时而嘴撅得老高。“她是真的那么想要，还是与平时一样，只是以喧闹的方式引起自己在乎的人的注意？”我在笔记中写下这个问题。
鞠玉兰的身世比较特殊，我对此有所耳闻，当我想接着聊聊她为什么不太开心，她决定结束这次谈话。“我的很多事情您不要问我，问锦泉老师吧，我自己没法说”。
我看了一下他的QQ个人资料——女，14岁，北京，东城区
在东胜，我想亲历这样的过程：学生在家中迎回打工的家长[微博]，共度春节，然后家长再次外出，学生面对分离。长达50多天的寒假，我将选择一户学生家庭借住。
许许多多学生发出了“到我家去耍”的邀请，其中异常热情的几位，就包括六年级男生何东辉。得知他爸爸刚刚打工回来，我很想利用周末跟他回家，看看两个孩子——他的弟弟读一年级——与归来的爸爸难得相见的状态。
线条硬朗的红色豪爵摩托严重超载，何东辉的爸爸拉着我和两个孩子，迎着冷冷的山风驶向七八公里外的何家坝村。他们分开大半年了，父子相见的一刻却没有亲热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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