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8月8日,奥运圣火燃起。依照往日观看重大新闻的习惯,高厚堃、俞敏洪、方楠、张立勇不约而同地在家中打开了两个电视频道:一个CCTV、一个BBC。
30年来,作为中国第一本英语学习杂志的创办人、新东方出国培训的土老大、留学牛津的优等生、英语自学的布道者,他们薪火相传。
放眼中国,从《FollowMe》、《疯狂英语》到《双语宝宝》,数以亿计的中国人学好英语的愿望从未消减。
30年过去,大洋彼岸的语言,已不可避免地嵌入了中国人的生活。
《英语学习》复苏
“1978年10月,中国第一本英语学习类杂志《英语学习》的复刊,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高厚堃称。
高厚堃,83岁,北京外国语大学离休教授。他是中国第一本汉英词典的编撰者之一,也是《英语学习》的创办人之一、第四任主编。
“(当时)社会大环境已经变了。北外西门口原来有个自制炼钢炉,刚刚拆了。工厂恢复生产,学校恢复教学,高考也恢复了。我的感觉是,荒废了很多年,各行各业都有一股学习的劲头。”高厚堃回忆说。
确实是水到渠成,环顾高厚堃四周,英语在这一刻成了人们迫切想掌握的一项技能。高厚堃的爱人当时在中科院植物所工作,为了给单位工作人员培训英语,她被领导派回来抢英语老师。“总算开始正经搞科研了。国际上通行的学术语言是英语。我们国家最早和苏联好,很多研究员开始学俄语,半道改了英语,‘文革’10年耽误下来,基本都扔得差不多了。”
在社会上,学英语热也开始悄然兴起。《英语学习》复刊后,发行量很快达到50万份,数年后,更是猛增到100万份。而在1958年,这份杂志创刊时,首期发行量仅为2000册,最高时不过15000册左右。
1976 年,现任哈佛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托尼·赛奇,曾以交换学生的身份,来到了中国的南京大学。他后来回忆说:“当地人对我们非常好奇,盯着我们看,但如果你想去搭话,他们就会退避三舍——他们认为和外国人说话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搭乘公共汽车时,只要看到我们在等车,他们就会马上让出一条路来,让我们先上车、坐下,接着,他们才一哄而上。在车上,中国人会和我们保持距离,虽然车上永远都那么拥挤,但我们身边5米范围内总有空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