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拔的标杆
1978年前后,大多数中国人还没有意识到学好英语、开放国门对于中国的实际意义,但少数日后的精英人士已逐渐感受到,英语是一个选拔标准,一个超越芸芸众生的撑杆。
1978年年底,改革开放后选拔的第一批52名赴美留学访问学者在夜幕中离开北京。他们年龄最小的32岁,最大的49岁,学期2年。选拔标准有4个:政治、业务、外语、身体。外语取代出身,成了名列第三的选拔标准,并在实际中卡住了绝大多数的报名者。
临行前,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方毅亲自接见他们,全国科协主席周培源、教育部副部长李琦到机场送行。美国机场迎接他们的则是美国国际交流署署长约翰·莱因哈特。
虽然莽撞而急促,但这已是一个开始。当年的英国《观察家报》还披露,中国已请求在下一年度向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和日本分别派出500名以上的留学生。文章称:这些年轻人将充分地接触英文。
1978年,在国内,英语同样成了一个重要的选拔指标。前一年的12月,高考恢复,并“统一考试时间、统一考试内容、统一录取标准”。最后一条,尤令国人耳目一新。1978年的高考,英语列入了考试科目——“不计总分,但是录取的重要参考。”
很难说得上是远见,还是一个无奈之举。数据显示,1977年的高考,报名者570万,录取27万;1978年高考,报名者610万,录取 40.2万人。 100分的卷子,数百万人参加,同一分数上有几十万人。录谁不录谁,总得有个标准,出身算一个,英语成绩也算一个。
英语的地位在这一刻就已悄然确立。此后的几十年,作为一个选拔标准,英语逐渐深入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并左右着无数中国人的个人命运:1983年,初中升高中需考英语;1984年,英语正式列入高考科目;1999年,职称英语考试全国通行。
回到1978年,在北京,高厚堃参与编撰的中国第一部汉英词典完工。至此,新中国终于有了一本与英文世界沟通的工具书。
在江苏江阴的小镇里,16岁的俞敏洪登场,他参加了此次高考但落榜,英语只考了33分。俞敏洪的父亲是一名木匠,母亲是当地的生产队长。距离北京数千里之遥,这位女生产队长依然认识到了英语的重要性。在她的坚持下,高考英语考了33分的俞敏洪,成了附近一所中学的英语代课老师。
俞敏洪喜欢背字典,也许也背过高厚堃的词典。在第三次复读后,他考上了北大西语系的英语专业。大约又过了10年左右,俞敏洪出了一本教人背单词的GRE红宝书,红遍大江南北,重复了高厚堃的足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