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到当年的留学生活，郑延友侃侃而谈，他说那时的动机非常纯洁，就是一定要学有所成报效祖国，这种使命感不是强加的，绝对是自发的朴素的。当时的生活也很简单，从住处到教室，再到实验室，几乎是一条固定的路线。平常也没有什么业余消遣，顶多几个同学好友聚餐一顿，生怕浪费掉宝贵的时间，力争多学东西，总像憋着一股劲儿。学习上一定要比国外学生成绩好，实验也比别人更加努力。

　　出生在四川乐山的郑延友就读于吉林大学物理系，1982年毕业后工作了两年，便赴澳大利亚留学，后转至温哥华UBC，在名师指导下从事博士后研究，研究方向是量子化学。

　　中国驻德国大使馆教育处公使衔参赞姜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以德国为例子分析说，改革开放后，到德国留学的留学生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就是上世纪80年代早期出来的留学生，基本上是公派，他们学习非常勤奋刻苦，目标就是要赶紧学好本领回国报效。他们勤奋好学，为中国留学生在德国高校里创造了非常好的声誉，德国高校都非常乐于接受中国留学生。

　　事实上，作为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代留学生，留学其他国家的中国学子心理同样如此，国内国外的差距在他们心里形成了巨大的冲击波，奋起直追的想法油然而生。

　　“生存面前，专业不专业，喜欢不喜欢，都变得次要了”

　　罗萍，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初期。和许多同龄人一样，生在红旗下，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成长。从上海财经大学毕业后，她进入上海公务员系统，随后恋爱、结婚、生子……1999年的上海，留学开始成为很多不安于现状的人的选择，同在上海政府部门工作的丈夫开始感觉到了周围一些同学、同事在事业发展中的变化，在与罗萍商量后，他毅然决定放弃一切，用多年的积蓄到澳大利亚留学，半年以后罗萍带着孩子也来到了澳大利亚。

　　刚到澳大利亚，夫妻俩承受了巨大的经济压力，罗萍不得不四处打工挣钱以补贴家用。虽然毕业于国内著名的财经院校，但罗萍的学历并不能让她在澳洲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她必须重新修读学位。

　　罗萍选择了堪培拉大学的会计专业，并从本科阶段开始学习。她坦言，当时选择这个专业纯粹是为了留在澳洲，因为这个专业的移民分值最高，“我没有想过毕业以后真的要成为一名会计，可是夫妻俩已为留学花完了全部的积蓄，不留在澳洲多挣些钱，今后的生活怎么办？何况还有孩子。”在当时，会计专业也是很多中国留学生的首选，为了留在澳洲，学语言的、学历史的，甚至学法律的都改了行。“在生存问题面前，专业不专业，喜欢不喜欢，发展不发展都变得次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