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攀(商报评论员)

　　8名复旦大学教授联名请求学校破格录取一个“天才”。但因高考成绩6分之差，省招办拒绝投档。陕西省西安市高新一中的高三应届生孙见坤征服了教授的心，也摸到了大学的门，却“搞不定”招办的章。(8月25日《中国青年报》)

　　复旦大学和陕西省招办都没错，复旦大学执意招录，是想不拘一格选人才；而陕西省招办拒绝，是担心一旦开了这个先例，今后会有越来越多的考生以大学和教授的坚持为由，而对其他考生造成不公。 

　　这就是中国高考改革的命门：一方面，想突破高考这一应试教育体制下选拔人才方式的局限；另一方面，又想用高考这一“不最坏的制度”来确保教育公平。由于无法保证公平，任何大学招生制度的改革都会处在持续不断的争议之中。 

　　2010年北大自主招生试点中学校长推荐制，让全国39所中学校长实名推荐，被推荐的考生可以降低30分被北大录取。由此引发了社会热议。在铺天盖地的声音中，民众一边倒地反对，关键在于怕一些具有推荐权力的校长徇私舞弊。 

　　事实上，这种担心不是没有。在1977年恢复高考之前，我们也是推荐制上大学，结果呢，上大学成了一部分强势群体的特权；即使现在在高考这一确保公平“不最坏的制度”的面前，每年各种徇私舞弊、侵犯高考公平的现象也几乎让人审美疲劳。

　　高招自由存在的前提是，这个社会要以诚信为主。不仅需要当事人的自觉——靠内心的良知约束自己，还需要社会有一套完整的系统——靠外在的制度来约束当事人不诚信的行为。

　　一些发达国家采取的是一种社会安全号。每个人都会有一个安全号，就像身份证号码一样终身相伴。在这一安全号下，每个人的行为，是否诚信，都会留下记录。因为人人都知道有一个明确的制度在约束自己的行为；因为人人都知道一旦不诚信，就会终身受损，寸步难行。所以，即使心中想徇私舞弊，在实际中也是万万不敢。 

　　说到底是我们没有一套诸如社会安全号的制度。事实上，缺少这一制度，影响的岂止是高考改革，目前我们社会诚信中的劣币驱良币现象，更是这一制度阙如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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