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李妍

　　年年高考，高分作文总能引发舆论热潮。这几年让人拍案称奇的作文，却似乎都具备了一个共性：以文言文替代白话文，用古意取代新知。剑走偏锋，难度很大。可国学博大精深，不是拽几个生僻古字，排出古典豪华阵容，以聱牙佶屈的面目就能把人唬住的。

　　是故，高考古文怪才听说过不少，但能获得高校教授一致青睐的，却也未曾听说。可最近一个号称“国学小天才”的高考学子，却似乎拥有能真正挑得起厚重国学的功力——他递交的《<山海经>性质及成书年代考》让一众教授惊为天人；与国学大师陈寅恪的女儿就《陈寅恪文集》的观点进行书信对话，令陈美延感到“钦佩”，陈至今以为他是一个年长的学者，并称其为“先生”……

　　他正是8名复旦大学教授联名请求学校破格录取的“国学小天才”孙见坤。但因高考成绩6分之差，陕西省招办一直立场强硬，拒绝将孙见坤的档案投到复旦大学。他们表示，“博雅杯”国学竞赛的章程上并未写明可以“破格录取”，所以“今年一个破格的都不能有”。(8月25日《中国青年报》)

　　征服了教授的心，也摸到了大学的门，却搞不定招办的章。一个真正的“国学小天才”在即将出线的刹那，却被硬生生地挡了回来，一如孙见坤自己无奈地感言：“就像做了一场春秋大梦。”复旦大学慧眼识才，希望“不拘一格降人才”；陕西省招办则更多考虑所谓公平公正：如果这次开了口，今后“条子生”、“关系户”等腐败问题会接踵而至。

　　灵活操作的用人佳话与严格录取的制度红线碰撞在了一起，很多时候，这注定是一个无解的困局。在当下高招某些领域已然存在腐败不公等问题的语境下，倘若死抠制度，陕西省招办似乎并无过错。因为孙见坤事件并非“冤假错案”，即便是教授和校方坚持，但因为不能在制度的框架内进行，无法从程序上保证录取的透明、公平与公正，所以最终结果只能是拒绝。

　　可放置在“不拘一格降人才”的语境中，孙见坤这个“国学小天才”的录用，却又似乎不应该成为僵化录取制度的悲剧。这其中，最让人耳熟能详的用人佳话，当属钱穆、季羡林等一众国学偏才，在当年一无学历、二无分数的情况下，被大学大胆破格录用，并最终成为一代国学大师。

　　制度的设计本是为了确保程序上的透明公平公正，防止腐败寻租等不公现象的发生；而突破硬性制度，大胆、灵活的录取，却也是让天才、偏才自由生长所不可或缺的土壤。一个最完美的录取制度，当然应该是兼具多元化与灵活性于一体，可如何在录取灵活性与制度公平性之间找到平衡点，却也是一个根本难题。

　　任何一个时代当然都应该建立一种特殊机制，以突破普通选才的标准，对某些方面有特长的人才，进行破格录取。目前的自主招生、保送生乃至校长推荐制，从某种程度来说都是对僵化、固定的高考录取制度的补充。可必须审视的一点依然是，在当下学术信誉堪忧，教育录取陷入信任危机的情境下，如何保障大学公信力、教授的清誉，如何在确保公平、公正、透明的大学独立自主招生的前提下，再延展大学录取的灵活性与自由度，则依然是“偏才录取”佳话之前，一个必须解决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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