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四川招生组和清华[微博]大学[微博]四川招生组近日在微博上演了一出“骂战”,互相指责对方花钱“买”考生,双方吵得不亦乐乎,看得网友目瞪口呆。这在佛山的知名中学的老师们看来,已经不是什么新闻。多年来,北大清华就拥有一种“特权”:在放榜前一天就能拿到所有高分考生的联系方式,通常在成绩公布的前夜就开始“电话轰炸”(据6月29日《南方都市报》)。
关于北大清华的“互掐”,舆论也并非全是批评的声音。比如有网友认为,尽管吃相难看,但开出更优厚的条件争夺生源不正是一种市场化行为吗?经济学者刘远举评论说:“一直叫着要大学去行政化。大学搞点经营,抢个学生发点钱,企业给教学楼冠个名,又大惊失色,觉得失了体统。”而壹读公众号也及时发帖,介绍欧美名校互掐的黑历史。比如有一百多年历史的牛津、剑桥划船比赛,就是双方希望在德智体上全面灭对方一道的产物。再比如斯坦福大学和加州伯克利大学[微博]把一柄象征荣誉的斧子偷来偷去。
的确,高校互掐更像是一种教育去行政化原始阶段的表现,不过仔细分析,仍然有本质不同。首先是身份问题,我国的高校大多是公立高校,享受国家资源,那么他们是否可以像欧美私立大学随意那样拿钱设奖学金挖学生呢?而更重要的不同在于,中国高校争夺的与其说是人才,倒不如说是分数。当然,高分考生起码证明了他们在考试这个环节上是绝对的人才。但和欧美大学录取那种包括中学推荐、考试成绩、面试成绩等多个元素组成的综合考量相比,仅仅一个高考[微博]分数其实充满了偶然性。
而和学校不了解学生相对应的,则是学生也不大了解学校。通过高考冲杀出来的学生,对于未来学科的选择其实是没有规划的,他们能做的只是去选择一个和自己分数相匹配的学校和学科,而这个过程中还要受到从家长[微博]到老师,从中学到大学乃至当地教育部门的强烈影响。双方的选择简直就是一出“双盲实验”。到了大学不适合、跟不上进度的情况在所多有。
如果我们回忆一下,这种争抢生源的现象其实是最近这些年才发生的,它的背景是一方面过去那种严格的按批次录取的模式逐渐松动,考生们开始拥有选择权;另一方面则是招生市场逐渐开放,香港高校和国外名牌大学加入到招生争夺战中来,这形成了市场竞争。在这样的竞争压力下,高校做出比较激烈的反应就是必然的了。
然而和香港高校那种分数加面试的综合性人才选拔不同,内地高校更加看重高考分数,这种选择恰恰就是行政化带来的。做一个类比,对于高校来说,考生的分数像是可量化的GDP。与之相挂钩的是资源和政绩。高分考生对于学校来讲,就像是优质企业对于地方政府。在过去一段时间里,地方政府为了争夺企业,兴建各种基础设施,提供各种优惠政策自然不在话下。因为一旦企业落户,税收、就业、GDP自然就跟着来了,而至于企业是不是会带来环境污染,优惠政策是不是会加重地方债,企业带来的项目是不是符合当地经济发展的特点则往往被忽略掉了。因为GDP已经成为一些地方执政者片面的追求目标,目的是自身的政绩。如今的改革正在摆脱这一弊端,对地方政府的执政进行更加综合性的考量。
同样的道理,中国高校的各种学校扩建、更改校名,提供优惠政策,其目的都是在追求高分考生,或者说是在追求高分。至于考生是不是适合该校,是不是会占用教育资源却难以培育出人才,这些都不重要了。甚至为了争夺高分不惜否定之前自主招生的判断。因为高分榜单将影响行政人员的政绩、教育资源的竞争以及未来生源的争夺。而且不仅仅是大学,考生的高中、当地的教育部门都需要高分来争夺政绩,这也就是为什么高中会重奖考生,而教育部门热衷于打造超级中学的原因。
在“分数GDP”的影响下,我们所向往的那种教育和考试模式实现起来就比较困难了。大学之前的素质教育固然不可能实现,刚刚走出第一步的高校自主招生最终还是要看高考分数的脸色。所以说,目前的“乱象”正是行政化教育面对其实还很不充分的市场竞争的必然反映。可以说,只要存在类似的局面,就会出现类似的现象。政府主导的地方经济是这样,市场化并不充分的体育产业也是这样,背后都是同样的原因。
解决办法其实我们都清楚———去行政化。但是做起来却并不容易,在哪个领域都不容易。好在不断开放的市场正在迫使改革的推进,因为不如此就会被市场竞争所淘汰。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北大清华“掐架”虽然有失百年名校的体面,但也算是被市场给挤对出来的一点点进步。(本报评论员 牛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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