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者的默契
随着儿子在新的环境如鱼得水，陈桃花也开始努力扩展自己的圈子。她最谈得来的一个室友拿陪读签证赴美，陪伴读力学博士的丈夫。小两口特别亲密，让与丈夫乍别的陈桃花有点心酸。但她很感激室友愿意倾听她“一个中年妇女的絮叨”，还把陈桃花介绍给教会的朋友。
陪读母亲当地华人圈子里的家庭教会有两种，一种是“正常的”教会，因为信仰而聚合；另一种则是纯粹的抱团取暖。它们像水和油一样会自动沉淀分层。陈桃花的教会里“一个基督徒也没有”，每周末却像模像样地祈祷，有的教友车里挂着小佛像，手腕上是檀串念珠。
陈桃花觉得这一切很有趣、很新鲜。也正是因为朋友的扶持，陈桃花在美国的新生活充实而惬意。她起初热衷于参加教会的例行活动，周末轮流做东聚餐，在教友别墅的地下室放音乐跳舞，偶尔还会结伴短途旅游。
她和丈夫每天通电话。被问及美国的生活，陈桃花开心地告诉丈夫，她和儿子都过得很好，因为“找到了组织”。
但温暖之余，教会也带给陈桃花一缕似有若无的阴霾——她新结识的几个陪读多年的朋友，婚姻都已名存实亡。她们聊起孩子时滔滔不绝，但谈起婚姻，那种“同仇敌忾”的情绪，陈桃花完全插不上嘴。
当地一条坚固存在的歧视链，与这种情绪密切相关。圣盖博谷是“华人谷”，也有另一个不那么体面的称呼：二奶村。因为华人多兼学区好，很多国内有钱人来这里购买豪宅，安置“第二个家”，生下“光明正大”的孩子。陈桃花的朋友说，常有正牌太太专程飞过来抓现行，拿着不知何处寻来的照片，用鹰隼一样的目光扫射哪一座豪宅里可能掩藏着秘密。
由于长久的分离，很多陪读妈妈的婚姻里都带着伤痕，遥远的国内总有“另一个女人”的疑影。这让她们对那些“破坏家庭的人”有一种斩钉截铁的深恶痛绝：坚决划清界限。“圈子里不允许这种人存在。”
“等我把孩子带到大学毕业，我就回国杀了那个婊子，我也跟着死。”有次聚会陈桃花听到这么一句话。它太过惊心和冷毒，以至于陈桃花那晚没睡着。“连续好几天心里都不怎么舒服。”
她打电话给丈夫说了这件事，丈夫哈哈大笑，没当回事，让她只管照顾好孩子。
陈桃花后来探问到，那句诅咒背后是一个堪比福尔摩斯查案的复杂故事：从丈夫电话透出的细微情绪变化累积怀疑，再设计一些问题勾起证实的线索，最后偷偷回国跟踪，其间不露声色地用美国号码和丈夫通话，直到发现另一个女人。噩梦变成了现实。
那个妈妈悄无声息地飞回了美国，丈夫不知道她回来过。
从聚会流传的一些片段中，陈桃花觉察到，很多陪读妈妈的心境处在隐忍和爆发两种极端，这显然和对失去的恐惧有关。但她也发觉，妈妈们的情绪被一种更加顽固的意志主导，那就是陪读的意义。对此，她们心甘情愿，绝不后悔，并极容易被自己的“牺牲”所感动。陈桃花在美国一口气加了很多微信好友，于是发现自己的朋友圈经常收到有关母爱和孝心的文章。
“有时候觉得傻，觉得没到那份上，有时候就真的会被感动。”陈桃花说。
她自己从来不转“那些东西”，因为儿子一看就烦，陈桃花辩不过儿子。
“牺牲”的一半是家庭，另一半是事业。它们拼在一起是大部分人熟悉和依赖的完整人生。但在当时，陪读的决定对陈桃花显得顺理成章。她早已错过了升职黄金期，十年工资一望到底，又恰逢工龄达到年限，可以办理提前退休。“所以就觉得理所当然，一点儿犹豫都没有。”
儿子慢慢展现出来的优秀让陈桃花的心安若磐石。第一年，儿子的成绩是漂亮的Top10%，这在国内“根本不可能”。而且，儿子似乎完全适应了美国，小伙伴在家里进进出出，中英交杂。陈桃花唯一不放心的是他的朋友全是黑眼睛黄皮肤，她鼓励儿子多交几个白人朋友，“融入主流圈子”。
至于陈桃花自己说不清的担忧——环境的阴影投射到心里的一些暗斑，在儿子光明未来的映衬下，微弱得几可忽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