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终总结:安全规范，放心学，给社会树立相对公平的可遵循标准

　　陶洪建:经过一段发展，自费出国留学有了更好的发展前景和基础。涉及到留学的各个方面在意识到问题的存在的基础上在努力把工作做得更好。

　　需要强调的是，政府主管部门为了保护留学人员的利益，除了上面所谈到的工作，还加强了与国外政府部门的磋商机制，促使国外加强对学校的管理。同时，留学中介也在探讨许多“救市”的办法，比如说北京市签了诚信协议、现在还在酝酿行业协会等。中介在想如何把这个工作做好，不管是形象包装也好，货真价实的服务也好，大家意识到问题要客观看待，其中核心是把自己的工作做好以树立好的形象。

　　所以总体上来说，2004年的出国留学工作整体上是进一步向安全规范的趋势上发展，向放心留学的方向上发展。应该说年初所设定的留学质量年的目标基本上实现了。

　　这中间媒体的作用很大，起了积极的作用。2004年有关工作跟媒体保持了比较好的沟通关系，若没有媒体的合作，有关工作的强度可能会受到影响。

　　徐南:作为媒体，我们也在力争发挥出真正媒体意义上的功能，把相关政策很好地传送到读者当中，在传达信息的过程中努力帮助消费者提高他们的分析能力和理性判断能力，让他们自己有能够选择的能力，这样对这个市场的成熟会起到积极推进的作用。

　　2004：根本上解决问题尚需时日

　　编者:与一年送出去十来万自费留学生相比，投诉留学中介的比例并不高，但俗话说“坏事传千里”，更不要说是传到了万里之外的异国。也正因为此，使得留学市场的整个链条常常在“维权”这个关键环节上滑扣，学生在留学过程中，国外只要出了任何一个问题，很多情况下是中介说不清道不明，主管部门作不了人家的主，法院审不清官司，消协难以真正发挥作用。正因为如此，减少留学的盲目性和继续加强对中介的规范管理，提高中介的服务水平便显得格外重要。

　　在维也纳学音乐的东北女孩

　　王震宇:我今年在维也纳访问时，见到了不少在餐馆、超市打工的中国学生，一问才知道，有的家长根本不知道他孩子送出去后干嘛了。

　　几年前，我做过国内最大的1045名留学生的问卷调查，有留学回国人员还有正在国外的，后来又做了个反馈。所以我形成习惯，每年出国接触到留学生就要聊，聊各方面的事。今年刚去了奥地利、荷兰和比利时，见到不少留学生，尤其是他们的生活，虽然片面，但是比较鲜活。

　　我在维也纳时去饭馆吃饭，到超市买东西，就可以看到在那里打工的中国学生。今天来了，他们在那上班，明天来了，他们在那上班，中午吃饭时他们在那上班，晚上去吃饭时他们仍然在那上班，这叫什么留学生？我问他们:什么时间去上课？一天工作多少小时？他们说，经常是一天工作12个小时，加上来回路程，将近13个小时，累得呀，不可思议。

　　一个从东北去的小女孩:一边“哎呀”跟我说着话，一边忙着，没有一会儿闲下来的时候。她不停地收拾着碗碟，手脚非常麻利，根本不像独生子女，全是出去练的。

　　我问她:“在家不干活吧？”

　　“哎呀，在家哪干过呀？”

　　一边说着一边做着，一边招呼着客人，一会儿端着俩菜出来了，一会儿又端着碗筷进去了。我看她的情况，就问她:“你们家是不是是工薪家庭？”她点点头:“可不是吗？要不然我在这儿干什么呀？”

　　她在维也纳学音乐，现在一周只上两次课，她说：“现在不行啊，家里支撑不下去了，已经投资30万了。”她父母都是普通的中学教师，现在的情况是家里已经捉襟见肘，孩子如果不打工，根本不能在国外生活。

　　一般情况下，一个学生一个月在维也纳的生活费至少400到500欧元，相当于4000到5000人民币，这对于一个中等收入的工薪家庭来说，是不可能供养的起的。开头是把家里的全部积蓄加上亲戚朋友的支持搜罗了20万，把孩子送出去了，然后每年投个几万，但根本满足不了，光是基本生活费就要七、八万块钱，还是手不松的孩子，手稍微松一点就得十来万。

　　孩子在那打工是多少钱呢？她在那个餐馆一个月是600欧元，在十分节俭的情况下能够顾住她的生活略有结余。艰苦的打工，就是fall time，和音乐没有丝毫共同之处。她对我说：“什么时候能够积累够钱？特别郁闷，有什么意思呀。”生活质量特别低，发了很多牢骚。

　　陶洪建:有的孩子音乐素养不是很好，国内读的也不是比较好的音乐学校，甚至在国内就读的都不是音乐学校，一下子送到奥地利，实际上很难进入比较好的音乐学校。但父母的想法是：奥地利不是音乐之都吗？只要进入那个环境就意味着成为音乐家大有希望。

　　王震宇:家长根本不了解那边的具体情况。我给那个在餐馆打工的孩子照了像，她说：“阿姨，你千万不要跟我妈说，你拍的照片如果让我妈看见非哭鼻子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