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东平：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们先请资中筠女士给大家做一个简短的发言。

　　资中筠：我简单地讲一下，我原来没想到是这样的一种架构，我原来想所谓互动，就是大家你说一句我说一句那样的，所以我是不正式的。我之前精采的发言都没有听见，因为路上堵车，特别是陈丹青先生的发言没有听着，我说一点，可能跟今天这个发言不切题，就是我觉得到大学讲创新已经很晚了，我们从幼儿园就把小孩教成不创新的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是非常严重的。

　　我稍微讲一点，我之前到戴敦市做了访问学者，待了一段时间，是凯特林基金会请我去的。我到那去之后发现，美国在20世纪一二十年代的时候，原来是从东部开始往西走，到了中东部，伊里诺易，印地安纳这些地方，那个地方正好是人才辈出，爱迪生，莱特兄弟，其实那个地方当时非常朝气蓬勃，出了很多发明家。凯特林也是一个发明家，他对汽车工业的改革有极大的功劳，原来汽车都是用手这么摇的，从卓别林的电影里看见过，怎么变成了一踩油门就走了呢？之前他们认为这个问题根本是不能解决的，因为有好多矛盾，足够的马力，足够的小，不发生爆炸等等，凯特林就研究了好久好久，经过各种艰苦的实验，我就不详细说了，最后他发明出来了。他还发明了家用冰箱，加氟利昂制冷，类似这样的事情很多，包括飞机用的那个油，飞机燃料的改进。他一生有二三百种专利，可是他出身是非常贫苦的，就是很贫苦的农家子弟，他们小学也是属于所有班在一块儿混着上的，一直到好多年才把高班和低班分开，上中学得走四里路。但是我感觉到这个环境，对于创新人才跟我们是不一样的，他从小就拆东西，什么东西来了就拆了，有的时候要挨打，但是基本上还是能接着往下做。也遇到保守势力，特别是当中学教员，也遇到一些保守的校董，但是总有开明的人支持他。但是他成长的整个过程我觉得在我们国家是不存在的，这不是一个人的问题，也不是学校制度的问题。

　　就这种情况，还不止是他一个人，比如在电脑发明之前，我们都用的是记帐机，一按钱就出来了，除了小的地方打算盘，大的地方都是用这种。电脑也是那个地方的人发明的，曾经一度是他们州的经济支柱。所以我有这么一个感想，要发明要创造，不光是大学教育制度的问题，是全社会的一种氛围。就是从小你生长的环境，不管是贫困也好，还是艰难也好，上得起大学也好，上不起也好，总有这么一个氛围，让你觉得有点特立独行的人能够得到社会的容忍，并且能成长起来。

　　像莱特兄弟也是非常苦的，他本来是修理自行车的，就是突发奇想觉得可以飞起来，然后就慢慢研究起来了，也没有什么利益的驱动，所以我觉得第一个发明的驱动就是好奇心。而我们从小把小孩好奇心扼杀掉了，就让所有学校都有一个标准答案，没有这个答案你就通不过，小学毕业要选中学，然后才能选一个高中。我听说现在幼儿园比大学学费还要贵，告诉家长说，上我这个幼儿园你将来可以考上清华，从幼儿园开始就想着考清华，然后就开始教他们各种东西。其实小孩是很聪明的，我发现幼儿园大班，加法几百位的都可以算出来，好多书都可以背出来，就这么教。但目的很清楚了，从小学就是升学率，所以我觉得这个教育制度不改的话，谈不上创新，到大学就晚了。现在说杨振宁在美国才有这样的成绩，在中国就做不出来，说是因为美国有这样的实验室，条件什么的，但是我觉得杨振宁如果是在中国上的幼儿园肯定成不了杨振宁，包括西南联大的教育也可以创造出人才，不管他们多艰苦，他们那一代的老师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想讲的就是，美国凯特林这个发明家，从中东部二十年代这一段，我没有好好研究，不过他当时是造就了美国后来蓬勃发展的重要阶段，那个时代真的是发明家倍出，一百多个。当然发明跟发明是不一样的，理论性的东西比较少，因为不能老出这样的人才，像爱因斯坦这样的，一两百年出几个就差不多了。对生产性的发明是非常多的，大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但是对于个人动力是好奇心，当然也有有远见的科学家愿意出钱让他实验，他才能实验到最后的成功，这个跟当时有远见的企业家也有关系，所以整个就是社会的氛围问题。

　　这么讲我觉得可能有点悲观，我觉得我们小孩都被教傻了，要能有创造绝对就是异类，是意外了，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