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报载，北京城市学院公共管理学部老师刘金菊最近提出了一个大家都较陌生的概念：“教育过度”，指个体所拥有的受教育程度超过了工作所要求的水平。刘金菊首次对我国从1990年～2010年的教育数据进行测算，结果让人咋舌：本科及以上教育过度率超过90%，远远高于美国的51%。从教育过度率整体情况来看：1990年中国的教育过度率仅为7%，2000年上升到12%，到2010年上升到28%，后10年的上升幅度大大超过前10年。

　　在事实层面，刘金菊老师的研究揭示了一些真实情况。的确，社会上相当一部分工作，其实并不复杂，没有受过太多教育的人经过一定的训练，就可以胜任，而且随着经验的增加，可以完成得很好。从这个角度来说，的确可以说是教育过度了。但问题是，一个人接受教育仅仅是为了工作吗？根据报道，刘金菊老师似乎就这么认为，她所说的教育过度这个概念以及她的研究内在逻辑是：一个人受教育的程度是否适当，应该要由工作是否需要来衡量，工作需要甚至几乎成为唯一的标准。

　　虽然这项测算经过了细致的实证研究，虽然这个概念有着国际背景，但对于这个概念及其内在逻辑，笔者实难苟同。如果这个逻辑成立，那么人类社会其实没有必要办教育，尤其是办大学。单纯从工作的角度出发，学徒制几乎就足够了。经验丰富的师傅经过严格的训练，带出来的徒弟应付工作，基本上是绰绰有余了。

　　然而，教育在人类社会终究一直存在，而且逐渐发展出了大学教育。显然，这是因为人们认识到，对于个人的发展而言，学徒制是不够的。因为一个人的生命，不能总是在工作中度过，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人就只是社会的工具，而失去了自我。作为一个个体，还需要生活、需要情趣、需要道德、需要智慧，需要全面的发展。对于这些元素的培养，学徒制显然是有缺陷的。而学校教育，则有不可替代的优越性。

　　可以说，培训劳动技能是教育的重要职能，但不是唯一职能，教育要培养的，是一个全面发展的人，一个生命充盈的个体。衡量教育是否过度，不是单纯地以工作技能为标准，而是要全面地考察。如果其他方面的培训是必要的，那么即便“受教育程度超过了工作所要求的水平”，那也是值得的，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教育过度。

　　令人遗憾的是，目前国内的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虽然没有多少人知道教育过度这个概念，办学却在遵循着“工具逻辑”：无论是学校，还是社会，都特别看重就业，看重工作。而对于学生道德情操、生活情趣的培养，流于表面、流于形式。整个教育，弥漫着功利化的气氛。对教育过度的研究，需慎防被某些人用来为这种功利化的办学理念、办学模式作理论上的背书。如果教育过度这一概念成为公共政策的理论基础，则日后个人受教育的机会很有可能被挤压，教育事业发展的空间必定也会日益逼仄。

　　当然，如果这一研究指向的是前些年一窝风的“大学扩招”以及产业升级滞后、与人才培养不匹配，那么它还是有一定价值的，这是另一个话题了。(作者：周云 华南理工大学[微博]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