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网友：杨苡

　　小时候特别喜欢过年，在我那无忧无虑的幼年和童年的生活中，过年是件最了不起的大事。在那个古老的大宅里，似乎上上下下都早在一二个月前就开始忙碌起来了，他们真有一件件做不完的所谓该做的事，其中最吸引我的便是挂影像。

　　家里有一卷卷用长长的红木盒子装着的影像，只有到这时候才会从后面堆满箱笼的厢房里、从一只巨大的箱中取出，然后由老管家小心翼翼地捧着，咀里呜噜呜噜地念叨着谁也听不懂的绍兴话。在许多红木藏盒中被一一捧出的是我的祖父、祖母、曾祖父和两位曾祖母的彩绘影像。记得在我十一、二岁之后，我们全家住的那个位于天津日租界花园街八号的好大好大的大宅卖掉了，搬到法租界兆丰里二号那座嵌着绿色瓷砖的三层洋房之后，房子显然嫌小了，过年时祭祖的堂屋也不那么宽敞了，从此不再悬挂曾祖父和两位曾祖母的影像，好像条案上那些列祖列宗的用红木盒子盛着的牌位也少了几个，不过祖父祖母的影像和英年早逝的父亲的巨大半身像片还是供奉着的。

　　曾听我哥说过，那些影像还是青年的齐白石在为他人作画为生时画的。过了几十年，有一次我哥突然想起，感叹着说：“可惜了!其实光是那些红木牌位盒子也都是上好红木的。”

　　但我对红木从来不感兴趣。老宅的大厅里那些嵌着螺甸或云石的从南方运来的一大套紫檀木椅子和供来客躺下来吸一口鸦片烟的卧榻，还有那巨大的红木雕花穿衣镜，谁也搬不动这些。我还以为它们会永远占领在大厅里，直到离开大宅搬过三次家，才知道这些原来也是可以挪动的东西。到了五十年代初，也只剩下了那个大镜子了。由于母亲和姐姐全家迁往首都，听说那个大镜子居然以十元人民币卖给收破烂的了，喜欢研究红木和古董的哥有一次又叹惜一声：“可惜了!”

　　还是从祖父祖母的影像谈起，因为那才是我念念不忘的东西，祖父的穿著是明代的，不戴官帽，倒像个居士，有点像昆剧《十五贯》中微服私访的况钟，却无长须，和尚领的一身蓝绸装，足蹬云靴，端坐在那里，也不难看。眼角略略下垂，是杨家人的特色，因此不“帅”更不所谓“酷”，远不如当年《十五贯》里扮演况钟的周传瑛。

　　但最吸引我的却是祖母的影像，她穿着凤冠霞帔，白绫素裙下露出一对三寸金莲的鞋尖。她的穿束犹如梅兰芳的《贵妃醉酒》真是雍容华贵，但一点也没有梅兰芳那时的神采，倒有点像当年《四郎探母》中陈德霖扮演的肖太后，却又没有肖太后仪态万方的风度。

　　祖母的眼睛当然又是像两条缝一样，不能想象他们那一代活着时还会不会转眼珠子。她的两眼有些浮肿，画师在眼下勾上两个半圆，表示有两只眼袋，嘴角似笑非笑，当然也算是五官端正：“奶奶一点不好看!”，听这话的人拉了一下我肥大的衣袖，瞪了我一眼。

　　就是这样一位貌似威严，雍容华贵的祖母，在我小时却听说当佣人告诉她八国联军要打进天津卫了，她一下便瘫坐在地下，从此一病不起。

　　我当然从来没有见过祖父祖母，就是父亲，我见过没有，或者说他看过我一眼没有，我也不知道。因为我生下来时父亲已患了伤寒重症，过两个月左右他便去世了，我便成了家里不吉利的多余的小东西。

　　但七十年来我却从没忘记过祖母那幅巨大的彩色影像，那凤冠下面那对没有神采的眼睛和两只沉重的眼袋。

　　直到这一年，我突然领悟到我经历过那么多风风雨雨，而且也即将走完这苦难的旅程。同行者已一个个相继悄然离去。我和我的老友们感叹着我们的生命已如一片片树叶落下，下一个不知轮到谁。在病房中盥洗室的大镜子前，我突然发现自己原来也有一对很像我祖母的没有神采的眼睛，下面也垂着两只沉重的眼袋，我真想大笑。我望着镜中的人是我又是我祖母，是我祖母又是我，只是没有凤冠霞帔而已，似乎镜中的人对我嘲讽地说：“你还是当年粉团似的胖姑娘麽?你还是当年在翡翠年华中喜欢说梦的那个傻丫头麽?现在你已年过八十，够了!够了!够了!”

　　我也嘲讽地对镜中人无声的反驳：

　　“你看见过日本鬼子从飞机上向我们的平民投下明晃晃的炸弹麽?你见过红卫兵小将怎样羞辱和殴打他们的老师麽?你并没看见过八国联军，可你一听说就吓垮了。但是你的小孙女在十年浩劫中被人狠狠地打过一个耳光，她也没有倒下，而且还堂堂正正地活过了三十年!你行麽?”……

　　二000年七月二十储备日在医院病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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