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康，给我的印象是：不大瞧得起谁，虽然他自己也不怎么的。现代写手和传统写手(我宁愿用写手，也不愿意用作家二字，这里面有明显的区别)的不同之处也许就在于：前者并不把读者当回事。没期望从别人那儿得到所谓真诚的回应。具体到就石康而言：凡是认认真真看他小说的人，甚至能从他小说里看到某种教育意义的人，都是一些无聊的、吃饱了撑住了没事干的人。

　　现在流行这股子谁也不把谁当回事的劲儿。写作不再是为了某个不知名的他人。至于真不真诚，更不在讨论的层面。这个时代不再需要冠冕堂皇的借口，为人民写作这种口号还不如美女广告来得高尚：至少人家敢摆明了说自己到底想要些什么。

　　当然，在吃饱了撑住了没事干的人的面前，还是有着许许多多的选择，譬如说此人为什么不去为棉棉喝彩，而宁愿在石康支离破碎的章节中晃晃悠悠(《支离破碎》和《晃晃悠悠》是石康的两篇小说)。看来无聊之人所干的无聊之事，也并非全无来由、爱谁是谁。每个看似随意的点击，其实都凝聚了惯常的思考。从休闲装的精心搭配上联想现代人的心思，得出一个结论：故作随意和漫不经心。故作不做作。总之什么事过了头，都透着虚伪。

　　石康的小说总的来说，不难看。如果耐心好点，时间又充裕，一口气读完它不是问题。与其说它是一本故事，不如说是更象一本成年人的聊天录。基本上是想到哪写到哪，没什么结构可言。不愿意写的地方，简简单单一笔带过。

　　多看这样的小说至少有一个好处：觉得写小说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难。实际上按我的想法：写小说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比起编点儿杂谈小品，偶尔凑点儿散文诗歌，小说更象一个来不得半点儿花巧的工程。虽说各种先锋另类人物已经快把小说写得不象小说了，但对于我们这些还没入门的人来说，恐怕还得从背景人物心理对话练起吧。

　　我不得不承认我对情景细节的交待有一种恐惧感，这和我平常在现实生活中，对周围事物缺乏敏锐的观察力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大马路上等车，我虽然也偶尔四处张望，但眼光绝对不会停留在哪棵树上，或者出于好奇，对隔壁那对抱孩子的夫妻来一番分析。大多数情况下，我虽然明明脸朝着某个陌生人的方向，可天知道我的脑子里此刻正在琢磨着些什么东西。

　　以我多年来看小说的经验，在听到不少故事的同时，单凭直觉就可以断定它们是多么好的题材。可是往往想写故事的我，总是卡在开头上。假如主人公正好是个女人，我就会琢磨：我到底将她安排成什么样的一个女人呢？先锋类？清纯类？成熟稳重类？她出现的时候穿什么样的衣服呢？粉红色小背心、白衣白裤、还是职业套装？她用的手机是什么牌子，是骡鸡鸭、摩托骡拉、还是爱立信？将她出现时的场景安排在大街上，最好一边接电话一边跳过马路中间的横栏，还是安排在办公室亦或家中的阳台上？所有的细节仿佛都在和我较劲为难，令我头痛欲裂。也许有人会说：何必理这些

　　鸡毛蒜皮的事情，单刀直入嘛。可对我来说：要不事先设计好，怎么才能知道主人公应该用什么样的口气来进行对话，怎么才能将她的表现尽量勾划得贴近她的个性呢？当然，为了避免坠入某种牛角地带，我最多对以上问题只考虑了三分钟，便宣告失败和放弃，看来也只有让这么多美好的故事因为我这讲述者的口拙，而暂时被埋没吧。

　　一路想来，我开始明白为什么上海女孩子一写小说，就喜欢把人物放在酒吧里来交待了。并非上海女孩偏爱酒吧，这年头，能去的地方，能让主人公不染尘埃，目光清新，步态从容出现的地方还真不多。优雅的清高的脱俗的上海女孩子，你要让她去描写菜场里为二毛钱而唾沫横飞的大婶、后巷那些个随地吐痰上个厕所也得排队的委琐的男人，让她去理解小人物在为搭一块钱的公共汽车还是走路完成剩下的一站半路的困扰，让她去体会一地鸡毛中窘迫人生油盐酱醋所带来的压力，恐怕确实有些个困难。我也愿意相信:小说是只有那些经历过苦难、遭遇过困境的人才能写好的。可是当一帮子不愁吃不愁穿、生活条件富裕充足的人都加入了这一行业，且不写则已，一写成名时，我开始考虑：小说难道也正在沦为鼻烟壶、小鸟儿、绣花鞋这一类玩意儿，专供富家子弟们把玩和消遣了吗？或者说：虽然这些新一代的作家们吃穿不愁，但他们精神上的苦痛，也足以促成他们写小说的激情和叙述的需要了？

　　可惜我连酒吧的交待也还未学会。原因和那个大马路的原因是一样的。这样寻忖下来，发现我不能写小说的根本症结原来是：我的主人公根本无处可去。

　　当然，实在不济，我还有一个选择：不需要人物背景衣着表情语气的交待，只需要将对话，丰满圆润地呈现出来，留出空间给读者去想象就可以了。这也许就是为什么海明威的冰山理论有如此多的人愿意借鉴的重要原因吧。等有机会，真的要再重读一遍《丧钟为谁而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