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阿兰法律服务公司的客人离开后，阿兰和桑迪又有了运用这些原则的另一个机会。晚上11点，当他俩都睁着眼睛躺在床上、琢磨刚才的所作所为是否正确时，电话铃响了。

　　“你好，谁呀？”阿兰问。

　　“爸爸！”赖安急促的声音从话筒里传来，“爸爸，我这里的情况很不妙。”

　　“嗨，伙计，真有那么糟吗？”阿兰仍然是那种挑衅的语气，“如果我被关进监狱，你肯定不会来救我。我这样说你不反对吧？”

　　对气急败坏的赖安来说，这句话显然太重了。“好吧，就这样！”他叫喊着，“砰”地一声使劲挂了电话。

　　15分钟后，电话又响了。这次桑迪去接电话。

　　“是弗兰克夫人吗？我是朱莉，是少年犯感化中心的一位顾问。弗兰克夫人，我为您和您先生感到自豪。赖安根本安然无恙。说出来也许让您惊奇：您可知道有多少家长专程来到这里，将他们的孩子保释出狱呢？像你们这样的父母获得一枚勋章也不为过。”

　　阿兰和桑迪第二天仍然拖延行事，但是迪西丽的妈妈却把两个孩子保释出去了。桑迪对接下来如何面对赖安不无焦虑。然而，赖安并没有立即回家。由于害怕父母发怒，他推迟了回家的时间。

　　赖安终于回家时，惊奇地发现父母亲都没有对他大发雷霆。他被捕是他自己的事——他们私下这样说。他们不准备斥责他，但也不会主动去救他。

　　这种反应减缓了赖安的怒火或反抗。既然知道造成这种局面是他自己的责任，那么他就应该光明正大地主动去收拾“烂摊子”。

　　赖安对父母说，他需要赚钱偿还迪西丽母亲交付的保释金、把警方扣留的汽车赎回来、然后把车拉到修理厂，还要给它换一个新轮胎。“这是我经历过的代价最高昂的一次约会，”他叫嚷着。

　　桑迪对赖安礼貌而负责任的反应感到非常吃惊。“经历那件事之后，我们对孩子再也不采用‘怒吼’法了”，她这样说。

　　赖安不再东游西荡，而是努力考上大学并最终毕业。他后来成为一名社会工作者，成天忙忙碌碌地筹款，致力于让世界变成一个更美好的家园。阿兰形容他是“社会责任感的化身”。

　　如今，桑迪说：“青春期对孩子、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阶段，但我们很容易忘掉这一点。不过，只要运用正确的方法，你就会使这个难以应对的阶段更快度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