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宇：人力资源政策方面一句话的建议，叫做高级技术工人的待遇相当于高级工程师、副教授平均待遇，就是这个是高级，其实我们过去作为技师和高级技师我们已经提过这个东西，但是没有落实。初中级技术工人在社会分配中的份额不断提高，从事体面的有尊严的工作，这个就是从根上，就这么一个，我觉得是个粗的一个建议。主要是给余所长，因为他要往那里写。

　　徐永光：我对此有些关注，刚才这个题目叫做职业教育的社会吸引力，我有些疑问。这个吸引力是对谁讲的？是对城市户口的家庭和孩子讲的？还是对农村的孩子或者农民工的孩子讲的？如果只是说对20%的城市户口的人来研究这个问题是毫无意义的。我到一个农民工子弟学校，一个初三的班级，全部都是农民工的子弟，做了一个现场调查。我说你们有读大学理想的，不管能不能读大学，有这个理想的请举手，百分之百，因为前提是不管能不能上，你有没有这个念头，百分之百。那好，有可能回去读高中的，因为他不能在城里读高中，想回去读高中，然后考大学的，请举手。有5、6个举手。我说你回去肯定能上高中的请举手，只有一个，因为回去没有学籍，回去高中学籍接不上，他在北京不能读高中，因为有个户籍问题，回老家都没办法读，除非你有教育局的后门把学籍接上，才有可能读高中。我说想读职业学校的请举手，一半。能读职业学校的请举手，两三个。那么又有问题了，就是说职业学校并不是能够满足农民的孩子和农民工的孩子需求。

　　北京市宁可是多少年一直在叫苦，叫做职业教育生源危机。北京市一些职业学校的教职员工回家休息拿工资，学校空着，老师回家休息，工资给你，宁可让这些公共资源闲置，他也不对农民工的孩子开放，而恰恰是这些农民工的孩子里面，农民的子弟里面有些确实很优秀的，他们要上职业教育，他们能够给我们社会带来优秀的劳动力。咱们关起门来说，北京60、70%的高考升学率，上职业高中的确实数字就差一点了，城市里面的数字确实差一点。本来你对农村的孩子开放，一方面又解决了你城市对优秀的技能型劳动力的需求，你又让公共的教育资源能够利用，他宁可不干。所以呢，吸引力你到底是对谁说吸引力？你如果讨论了半天就是对我们的城里人的孩子有没有吸引力，那就毫无价值，我们搞什么教育改革，搞什么这些东西。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职业教育或者职业学校缺少吸引力，到底是公办的学校缺少吸引力，还是民办的学校缺少吸引力？我最近到四川，有一个朋友他在接了好几个公立职业学校，委托他来办，办的轰轰烈烈，他说生源现在是五六千，很快将来可以上万，因为公立学校的资源不知道干什么，在那里浪费，办不好。结果他这个学校把教育、实训、派遣一条龙，当然他的培训的这些专业的选择当然也是市场需要的，他就再加上派遣，他就是在做一个人力资源公司，就是说因为现在劳动法让一些企业特别害怕受劳动法合同的制约，要进来就要签合同，不签合同就违法。这样派遣的话，这些他的毕业生就跟学校签合同，学校的一个人力资源公司签合同，就是派给公司，一个月就收一百块钱的中介费，做的非常好。所以我觉得，对一些民办的职业学校来讲，似乎他的招生也不成问题，他的教育效率非常高，而且他就是因为把他的出口解决了，毕业以后根本不发愁就业问题，他都给你解决了。

　　这是公共资源的严重浪费。我这里可能又涉及到后面的问题，就是对职业教育来讲，我们的公共投入应该有非常合理的安排，应该要有导向，要公平，安排要公平。实际上国家对于接受职业教育的学生应该不论是进公立学校的还是进私立学校的，不论进城市学校的还是进农村学校，不论是城市户口还是外地户口的，只要这个学生进职业学校，国家的补贴一视同仁。这里就是说作为政策上可以做一些设计，如果农村的孩子在北京上公立学校，这个补贴可以通过比如说职业学校先优先搞教育券，把他把当地的经费能够带过来。我觉得这个应该是这次关于职业教育改革我觉得是不是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内容？就是只要上职业学校，不论任何学校，国家的补贴都要一视同仁。

　　最后一个问题，有一些职业是社会十分十分缺乏，但是他就没有人培养，国家也不答理，就是家政服务。这个家政服务现在的市场需求是三千万，现在有一千多万的供给，但是90%是垃圾市场，基本上是个垃圾市场，三千万的需求。按说这个现在最主要的问题对于家政的好多国家是国家来出钱培训的，因为这个公司是不培训的，公司培训完了以后，他干几天他跑到别的公司去了，公司是不愿意投入的，实际上应该国家引导，要投入，然后满足市场的需求。我觉得在职业教育的问题上我们的公共政策有很多问题可以改，而且比其他教育容易改的地方是应该早点动手。

　　姜大源：刚才陈老师谈了，站在各自的立场，都说的很对，我觉得我们专家也好，学者也好，讨论了半天，都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第一个我们需要措施，解决的措施。我们更需要这个机制，我们的发言人家听不见，不知道。我们政协委员、人大代表每年开会的时候说一说，都是一些临时的措施，我们要建立一个能够提高职业教育吸引力的机制。德国联邦职教所，一个八千万人口的国家建立有五百多人的研究所，他们有一个主体委员会就是四方代表组成的，联邦政府，各洲政府，雇主，雇员，这就是机制，每方是各16票，一共64票，今年变成各方8票，必须在各方代表各自阐述自己的观点，北京的跟甘肃的观点一样吗？肯定考虑问题不一样。你从教育部门考虑问题和劳动部门、人力资源部门考虑的一样吗？不一样。你老这样吵有什么用？第一，没措施。第二，没机制。我觉得我们要建议国家是否有一个机制，一个正常的渠道上报给，不要等到每年开人大会，几个代表来谈，那都不是机制，都是一些临时的措施。这样一个大国，几千万人就业的问题，老靠谈话、讨论，记个会议记录报上去，你说有用吗？

　　这样大一个国家，可持续发展，刚才陈宇老师讲的很有道理，有些人连饭碗都没有，两千万民工，假如再六七百万大学找不到工作。我们谈可持续发展的时候，我们这些人有饭吃，我要当博士、博士后，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不是为了升博士就是可持续发展，一个人就业很好，为国家创造很多价值也是可持续发展。一说可持续发展又是理论了，很多这样的思想，根本没考虑我们到底要干什么事。主要矛盾不抓住，每个人讲的都对，但是最主要的矛盾是什么？

　　杨东平：所以还是需要进一步的讨论来形成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