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网友：仨仁

　　序

　　1999年12月31日23:59:59时，八亿农民大多数已进入梦乡，他们第二天还有活计；剩下的四亿人民正在举夜狂欢。电信局的交换机狂呼着并闪耀出红色的灯光，如同即将升起的焰火，把整个中国的第二天蒙上一层红色。

　　随着震耳欲聋的钟声和“0！”这样直动霄汉的呼叫，公元二千年，这个不得各大权威天文台承认的伪千禧匆匆到来了--前几个小时起，它从太平洋由东至西掠走了人类上万亿美圆的财富。而这个时候，中国农历的龙年也从熟睡中悄悄醒来，它准备在这年的立春前夕奏响腾飞的号角。

　　那么让我们简单回顾一下中国历史吧：

　　公元元年：文学入仕，出现士人政府。王莽找到了他的“白雉之瑞”。

　　公元一千年：新年伊始，“契丹犯河间，高阳关都部署康保裔死之。”，辽军撤退后，宋真宗听闻“捷报”，作了一首《喜捷诗》；五月，宋真宗在汴京“御试河北举人”。

　　其后的一千年里，中国就在外族的侵略中艰难生存。

　　这种情况，今天显然得到了改善。每个千禧都对文学的功用作出了明确的回答，当然，今年也不能例外。

　　　　　　　　　　　从笑笑生到亨利.米勒、夏耐尔

　　显然，这个躁动的年度，这个对性的要求越来越多、越来越高的年度，成长出一批又一批的作家。我不知道笑笑生会怎么想自己的作品，他也许正处于这样的两难境地：明末的小说大多数是色情小说，为了生活下去，也为了《金瓶梅》能在坊间流传，他也许不得不加入那些成分(我认为该书中的性描写写得非常糟糕，完全是不入味的作料，可见其原因如何)。他无法想象另一位作家的遭遇--曹霑的小说被京中富贵人家秘密收藏，他自己却是潦倒穷窘而死。另一位界于他们之间的风流文人李渔也只过了四十余年的快活日子。如果要我比较一下他们三个，我相信活得最舒坦的必然是笑笑生，因为他比后两位都聪明得多。

　　亨利.米勒自然是一位“颇有争议”的作家，年青时在巴黎主张性乱，中年到来之际离婚又结婚，最后隐居到大瑟尔，享受宁静的生活。夏耐尔不仅创造了一个时尚的名牌，养活了无数的员工，还坚持活到九十多岁，这一点也足够羡慕。

　　2000-05-05/5/33.html target=_blank>卫慧正好也是这样一个聪明的，又颇有点天赋的作家。她自言最崇拜这两位西方名人。也许她并没有发现，《北回归线》和《上海宝贝》有很大的区别，不仅时代不一样，而且出发点更是不同。

　　我们对作家总有两种划分的标准，一类是流行作家，一类是严肃的作家(这两类显然有交集存在)。姑且不论这划分的标准是否正确。

　　卫慧显然属于流行作家，这也是她的梦想。她当然鄙视笑笑生，因为笑笑生绝不能算是新新人类，只能算老色鬼；而亨利.米勒不仅不是老色鬼，还是一位风流潇洒的文学大师，新新人类的鼻祖。

　　这中间当然有些外在的原因，崇洋媚外已经不能算是贬义词了。

　　这一年4月，《上海宝贝》夹杂着床第之声席卷整个中文网络，直到9月左右被禁。它如同一股突然喷涌的暗流，爆发了一阵后又被强行压回地底。网络上关于这本书的攻击文章远多于赞赏和中立的文章，这证明新新人类的时代还没有到来。

　　我也逞这个时机，看了看这本小说。平心而论，卫慧是一个富有挑战性格的作家，对文字的把握能力比某些网络作家要高出许多。才读了第一章，我就一下子就被抓住了，好象被她揪住了衣领。可是后面的章节让我大失所望，她对性的描写只局限于感官的快乐，没有升华的概念。我想也许她从未尝到过真正的快乐。我又一下子失去了坚挺的兴趣，悄悄坐回书桌边冷冷地看这本书。

　　我说过不止一次，上海是一个坍塌的建筑。无数幽魂在其间游荡，卫慧就是其中一个，她不惜裸身而舞，为的只是“搏出位”。她的目的不是为了讲述性爱的快乐和痛苦，也不是讲述爱情的艰辛，也不是讲述罪与罚，只是为了简单地跳一个脱衣舞，用她并不算嘹亮的嗓音唱着世纪末的爱歌。

　　说到笑笑生，我又想起了白居易的弟弟白行简。不知道为何，我对他的那篇大赋一直抱有深深的敬意(一说欢乐赋并非他的作品)；还有被金圣叹誉为第五才子书的《西厢记》，其中对床第之欢的描写才真算精彩到了极点，令人遐想联翩。

　　卫慧没有用她的作品给二千年的中国文学画上一个标点，却给它蒙上了一层浓浓的阴影。如果她崇拜的人物知道这一切，感觉到的是羞愧而不是高兴。就好象假如毛泽东知道泰森崇拜他一样。不伦不类，至此也极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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