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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泽乡记行

http://www.sina.com.cn 2000/10/30 14:21  大公报

  作者:丁弘

  这个遥远的故事,人们多已置之脑后了。

  二千二百年前,陈胜、吴广在大泽乡的起义,如同一个“支点”,动摇了秦王朝的庞大的基石,历史进入一个新阶段……

  我无意之间,来到了大泽乡。

  公元二○○○年五月,和老伴安排一次“探亲访友之旅”,计划自江苏到安徽,至河南,至河北,后到北京。一站站短途走过去。十四日晚,开始从南通上船,溯江而上。次日晨到南京,然后乘火车,下午到安徽宿州。这是应约前去看望德玉弟和素华弟妹。

  德玉弟从中学校长的位子上退下来,晚年,仍挑着书画协会的工作,所以在他家盘桓两天,除拜会师友之外,就是看他收藏的画了。

  第三天,我说“我们要走了,前边还有很多路呢!”他说:“不可,不可,再住几天。”看留不住我们时,忽然说:“大泽乡就在这城的东南。我来安排一下,明天一块去看看。”他这话出我意料,使我颇为惊喜。没想到童年时代即闻名的“大泽乡”就在这儿。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农民起义大小百馀次。这大泽乡的发难是一个起点。司马迁有《陈胜世家》记其事。“人以文传”,这故事更广为人知。德玉弟说:“我在这儿几十年,还没去过呢!也不知还有什麽东西可以看看。总之,咱们去一趟。”

  次日晨,侄儿小础驾车送我们兄弟伉俪四人前往。车子出了城,很快转入了乡间公路。路比国道狭得多,倒也是黑色路面。正值夏收之时。不料农家各取一段借用,成了打谷场。汽车在一侧,寻路而行,“法不责众”。但一路黄金,倒也是丰收的欢乐景象。

  三十公里左右到达大泽乡。这是一个大的村子,数百户聚居。我们问一农民:“还有纪念陈胜吴广起义的地方,可以看看的吗?”“有,有!在那边,你们去看吧。”他指向村外的东南方向……

  汽车居然可以开到一个甬道前。甬道宽四五十米,没有什麽雕饰。中间有一个高大的石碑,那是一个浮雕,画面是两个人,一个挥剑前刺,一个举棒战斗。当然,一个是陈胜,一个是吴广。有人问:“哪一个是陈胜,哪一个是吴广?”

  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得清楚:秦王朝派九百人戍边,过期即要斩首。可是,他们在大泽遇雨,误了行期。因此想到了造反。这正是“官逼民反”!司马迁具体描写这大泽乡的烽火是怎样点燃起来的。吴广一再给“尉”(军官)说,自己要逃走,激怒他。使他先出手打自己,然后夺剑刺之。雕塑造型举棒者当然是陈胜,是说他率领大家揭竿而起了。

  我们在这个纪念碑前摄影留念。

  向前走,有一个土台子,名为“涉故台”——陈胜当年点兵台子。高二三米,上边约有五六百平方米的面积,一片青草,几棵小树。九百人的队列是可以站得下的。这是当年陈胜他们造的吗?不得而知。难得当地农民还是完整地、原样地放在这儿。是为了保护旅游资源吗?“旅游”这个词,这几年才开始用起来。在漫长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这儿应该是一个“圣地”。毛泽东说:“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失败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认为历史就是阶级斗争史,认为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社会进步的火车头。如此说来,大泽乡的农民起义,是有史以来,农民起义之源。历史地位的重要性可想而知了。

  可惜,农民一时还拿不出钱来搞什麽建筑,大泽乡又不是东南沿海率先富起来的地方。正因此,这儿保持着朴实的原汁原味。

  假如建起辉煌的建筑,司马迁那脍炙人口的历史篇章,鲁迅誉之为“无韵之离骚”,其中这篇《陈胜世家》是一定要镌刻在殿堂之上的。太史公对这次农民起义,绝无贬意,相反列於“世家”之位,即国别史的地位。这不容易。封建统治者一般称起义的农民为“匪”,为“寇”。因农民造反危及他们的专制统治,此风不可长呀!他肯定陈胜吴广抗击暴秦的大方向,是大义凛然,威武雄壮的震撼了中华大地的。

  更难得的是司马迁史笔的客观翔实,具体而形象。这使我们看到“农民起义”的生活画面,使我们对“农民起义”的“义”又一再产生了尴尬的心情。

  “苟富贵,无相忘”。陈胜当年在田头,和其他佣工讲这话,颇有人情味。可是,起义之后,他当了“王”,对来访的当年的穷哥儿们,他立即杀了。为什麽?因为对方知道的太多,不利於树立自己的威望。“从寇而王”,要建立新的封建专制,杀知情者,杀功臣,势所必然,成为规律。如此一来,封建社会“农民起义”的“义”打了折扣。

  起义领袖发动群众的手法是蛊惑群众。把“陈胜王”三个字写在布条上,放在鱼肚子里,群众大惊,“皆指目陈胜”了。不仅是提高了知名度,且是上苍派来了救星了。在起义领袖的眼里,群众是被利用的工具。他们不过是想办法愚弄群众,控制群众。这种观点,是否和“义”又有点远去了。

  农民的运动是反抗压迫和剥削的。但具体的人又有自己的想法。曰“帝王将相宁有种乎!”这就是说他们能当帝王将相,我为什麽不能!在灵魂深处,早已和封建统治者一样,高居於劳动人民之上,希望当一个压迫者,只是暂时还没有做到,在孜孜以求而已。

  司马迁讲述这些故事,并无批判之意,不过是如实地给我们勾画了“农民起义”真实画面。千百年间,百馀次农民起义,没有一次不是“从寇到王”这条路上的光景,直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解放战争,因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运动,才有了不同的性质,有了胜利的可能。但是,因为源於“半封建”的社会,所以其中也难免有历史上“农民起义”的一些“遗传基因”。

  例如,为了维护个人的专制,以建树个人权威,“万岁”、“大救星”这些词儿还很有用。相反,知识分子,有知识,有头脑就叫人讨厌。马克思说:“无产阶级由脑力无产阶级和体力无产阶级两大部分所组成。”我们则把知识分子,在很多年给带上“姓资”的帽子了。

  司马迁的伟大之处,不是“以论带史”,而是“实话实说”,记述生活的本身,而生活是常青之树,从而给后人教益。

  在“涉故台”之东,百馀米之遥,还有一个纪念馆。一带围墙上有长城似的墙垛和射孔,如同一个不小的城堡。这种设计,形成战斗的氛围,走近一看,馆名为“鸿鹄苑”。这是最大限度、无保留地歌颂陈胜等起义的头头了。在《陈胜世家》中,记述陈胜自比鸿鹄,而说群众是燕雀——“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当然这儿用鸿鹄一词,也可以说是歌颂整个农民起义者。这儿有一个很大的院子。正室三间落锁。院子零乱,似久无人到了。大门耳房中两侧住一人家。老人告诉我们,本来县里派人住在这儿,早回去了,安排我们在这儿照顾着。具体了解当地农民生活,知道在改革开放之后,温饱问题已经解决。

  参观至此结束了。德玉弟说:“这一趟总算还看到一点东西,比想像的好些。”但是,也可看出,这个地方,前些年曾引起注意。近些时候,又被冷落了。

  文章就写到这儿吗?司马迁的《史记》,在讲了一个故事,介绍一个人物之后,总是站出来讲几句,所谓“太史公曰……”进行议论和评析。他讲完了陈胜吴广的故事之后,自己没讲什麽,而是大段引了贾谊的《过秦论》。他觉得这样比自己讲为好。《过秦论》的“过”是批评的意思。文章详述了一百多年间,秦国怎麽走向强大,怎样统一六国,不可一世。可是以陈胜他们这样一点力量,连像样的武器也没有,怎麽振臂一呼,山河震动,影响所及,秦王朝很快灭亡了呢?贾谊的最后一句话是:“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司马迁通过贾谊的口,把大泽乡起义的时代背景、社会作用讲得清清楚楚。陈胜称王只有六个月,也因腐败不得人心,而迅速败亡。人称“亡秦者,秦也!”同样可以说:“亡陈者,陈也!”

  司马迁的史和论,说到这个份上,可以说是把话说到家了。

  大泽风云,二千二百年过去了。今天,我们再谈此事,是否应有新的视角?

  始於大泽乡的烽火,迄至太平天国的大大小小百馀次“农民起义”,对这个历史现象从总体上应如何评价?

  想来想去,每一个正直的人,对农民起而和压迫剥削作斗争,都会同情,认可。这是出於义愤和道德理念;另一方面,想来想去,每一个实事求是的人,对“农民起义”的过程和最终结局,很难找到“义”的落实。历史上找不到“农民起义”导致的“一些阶级胜利了”的“文明史”。农民起义,或则失败;或则胜利了,即形成新的封建专制。如有不同,那就更为野蛮和贪婪。陈胜称王后,不过六个月,其生活的豪华令人咋舌,更不要说他的滥杀无辜。洪秀全在兵不过三千的起义之初,已妻妾成群,进入南京之后,后宫的佳丽达千人以上。荒淫无耻的程度超过历史上的暴君!马克思在一八六二年二月有《中国记事》一文,详说太平天国。他对当时的情况有深入的了解。当然,他是思想家、理论家。他说:“太平天国一点进步意义也没有,它带给人民的灾难,超过对当政者的振动。”他用“灾星”、“妖魔”、“万恶”这样的词语,表达对太平天国的义愤,和对中国人民的深切同情。几十年来,我们是根据阶级斗争的需要,先“定调子”,再“做文章”,浓笔重彩歌颂农民起义的领袖,视为理所当然。当代哲学家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新编》中说:“洪秀全和太平天国如果统一了中国,那就要使中国倒退几个世纪。”显然,对“农民起义”的历史,我们要重新“解读”。

  话又说回来,当时的农民是封建社会生产关系的产物,不代表新的生产关系,即使通过起义,夺了政权,也不可能把社会推向前进。学者潘旭澜近不断撰文,提供大量太平天国的历史资料。他说:太平天国“实际上是一种极端利己主义的政治性邪教。”“尤其可怕的是,它还被作为一首英雄史诗,向人们指点通向人间天堂的金光大道。”

  在意识形态领域,我们什麽时候能够走出“左”的阴影,实事求是面对生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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