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网友：李湃

　　三中国：20年内别提诺贝尔文学奖

　　正如马尔克斯所说，“我深深意识到，这个将并非颁于我个人，而是给整个拉丁美洲。”萨拉马戈也认为，是葡萄牙语获得了诺贝尔奖。所以，我们的作家应当有责任去为汉语奋斗。但是奋斗不是臆想，不是牢骚，不是模仿，不是作秀，不是呻吟，不是教条，不是放肆，而是脚踏实地地做些实事，就此一点而言，海外成立中国作家诺贝尔奖提名委员会是一种比较务实的作法，但是，这多少有些“皇上不急太监急”的感觉；并且，面对中国文学界“夜郎自大”的心态，能冷静下来，自觉站到远处观望一番似乎更好。既然100年都没有得到这份荣誉，再等20年又何妨？在这20年中，我们耳根清净地做些实事：

　　作品的民族化

　　每一个桂冠拥有者都有一句用词精巧、读来拗口的评语。其实这也告诉人们，虽然一直以来诺贝尔文学奖希望能有更多的人从阅读中享受艺术的乐趣，但是，他们还是强调有个性的卓尔不群的作品。我们当代的作品在接受西方文学思潮的同时，也深深陷入模仿的沼泽，对语言的民族性和作品的民族性认识不够。在评语中，我们读到：1921年，法朗士有“真正高卢人的气质”；1922年，马丁内斯“继承了西班牙戏剧卓越传统”；1923年，叶芝“表达了整个民族的精神”；1924年，莱蒙特写出了“民族史诗式的作品”；1926年，黛莱达“描绘了海岛故乡的生活”；1926年，温塞特“强有力描绘了中世纪北欧生活”；1933年，蒲宁“使俄罗斯古典传统在散文中得到继承”；1939年，西兰帕“对其国家农民了解深刻”；1945年，米斯特拉尔“的名字成为整个拉丁美洲的理想的象征”；1949年，福克纳“对当代美国小说”作出了贡献；1955年，拉克斯内斯“复兴了冰岛的伟大叙事艺术”；1956年，希梅内斯写的是“西班牙语的抒情诗”；1961年，安德里奇“从其国家历史中摄取了题材”；1963年，塞菲里斯写了“对希腊文化深刻感受”的诗；1965年，肖洛霍夫的作品“表现了俄罗斯人民生活中的”面貌；1966年，阿格农“从犹太人民的生活中汲取主题”，萨克斯“表述了以色列的命运”；1967年，阿斯图里亚斯的“作品深深根植于拉丁美洲印第安人的民族气质和传统之中”；1968年，川端康成“表现了日本人的精神实质”；1970年，索尔仁尼琴“追求俄罗斯文学不可或缺的传统”；1971年，聂鲁达“复苏了一个大陆的命运和梦想”；1972年，伯尔“复兴德国文学”；1977年，阿莱桑德雷“继承了西班牙抒情诗的传统”；1978年，辛格“从波兰犹太人的文化传统中汲取了滋养”；1979年，埃利蒂斯写了“根植于希腊传统”的诗；1982年，马尔克斯“反映了整个大陆的生命和斗争”；1988年，马哈福兹让全人类欣赏到了“阿拉伯语言艺术”；1992年，沃尔科特展示了“西印度群岛的文化”；1993年，莫里森“再现了美国现实”；1995年，希尼是“一名爱尔兰天主教徒”。

　　笔者在此不惜笔墨赘言的目的是，让大家能够深切认识到一个作品的民族质地的重要性，这也是目前中国文学作品中最缺乏的。

　　作家的国际化

　　当下的相当一部分作家满足于小有名气，或忙碌于写一本版税N%的书，或奔波于影视作品的改编，或沉醉于媒体专栏的暴光，或厮杀于小团体的派别之争。偶然有机会涉外交流，该观光的观光，该旅游的旅游，该回来写随笔的写随笔，都是抱着小富即安的小农意识，没有几个正经想在文学之道上前行的，更别说让他人了解你。作家不走出去，不但中国作家不知道世界文学的发展，而且，世界也不会了解中国文学的发展。《国际先驱论坛报》是美国几家有影响力的报社针对欧洲读者共同发行的报纸，在2000年至今笔者只见过一期介绍中国文学的，说的是卫慧的《上海宝贝》事件。在该文章发表后不久，即有某欧洲大学图书馆托访问学者在国内购买此书。试问：我们是否希望欧洲乃至全世界的评论界都认为《上海宝贝》是中国文学目前发展水平的代表？难道我们指望卫慧给中国争取诺贝尔文学奖？

　　泰戈尔是个演说家，在他获奖之前，他刚好前往欧洲举行演讲，他的演讲和诗作征服了叶芝等英国作家，进而推荐给瑞典文学院并被传看；福克纳在美国国内还尚未被大多数读者所熟识前，他的重要作品几乎都已经有了瑞典文译本；大江健三郎在获奖之前就和许多国际知名作家有过讨论文学的书简……你能指望瑞典文学院用抓阄的方式授予一个他们从未阅读过其作品的作家吗？中国外文局自成立以来一直努力把中国优秀的文学作品译介给世界，在一份书目上，我们看到有20种现代作品、70余种当代作品的英文译本和11种现代作品、40余种当代作品的法文译本。我们先不论及这些作品及其作家的成就，就其数量而言是否能让世界了解中国文学呢？

　　此外，有几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访问过中国？有几位全球知名作家来到中国进行过交流？有几位瑞典文学院院士脚踏过这片东方文明？

　　文学界需要团结

　　哪些人和机构具备提名资格，本文的第一部分已有说明，对于一个事实我们应当需要去求证：是我们的作协从未收到过提名的邀请函，还是作协从未履行过赋予的权利？英国为了本国作家能获奖，伦敦的作家协会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他们以全体会员参加选举的方式推出斯宾塞，尽管他们的努力没有成功，但是促成了以后吉卜林和萧伯纳的获奖。西班牙皇家学院于1904年提名了本国惟一的候选人埃切加赖，结果剧作家分享了当年的奖金。为了法朗士的得奖，整个法兰西文学院院士几乎都出动了。去年，格拉斯的获奖也是德国文学界10几年以来对他一成不变的支持。文人相轻的毛病哪都有，是不是中国尤其突出？

　　等待是件折磨人的事。萧伯纳用“老头子脖子上系金铃”委婉幽默地表达自己对迟到了20年的荣誉的埋怨。伯尔在1972年得知获奖消息时说：“为什么是我不是君特·格拉斯？”难怪格拉斯在斯德哥尔摩的晚宴上如此开心地翩翩起舞。中国的作家还需要耐心，还应习惯书斋里的寂寞。

　　20年并不长，20年可以做很多事。

　　诺贝尔将离我们并不远，这信心来自汉语，而非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