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网友：李湃

　　幸运者：他们领走了别人的圣餐

　　对于中国作家至今仍未有诺贝尔文学奖折桂者感到愤愤不平的人，经常会有这样一种逻辑：如果评委会是公正的，不带任何偏见的，那么中国的某些作家比一部分获奖作家无论是在创作上还是理想主义倾向上，都更适合获奖；如果评委会其实带着某些歧视在评奖，也许是信仰，或是地域之类，那么一部分作家无疑就攫取了本应属于他人(也包括某些中国作家)的圣餐。因为有了一些难以令人信服的作家的获奖，使得人们去怀疑这项万奖之奖的品质。区别于我们依着时间去瞻仰圣者，我们还是按激起民愤的严重程度来透视他们：

　　1、赛珍珠一个外国人标榜自己在中国的经历，用西方的价值观和拙劣二流的文学技巧描绘出了西方人想看到的中国农民。

　　2、丘吉尔瑞典文学院将桂冠用作谄媚的礼物，但是，在授奖那天，丘吉尔却赶着去百慕大与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会面讨论斯大林死后的欧洲防御问题——这就是崇高的理想主义？

　　3、罗素一个在数理逻辑方面成绩卓越的数学家，一个从未发表过一部文学作品哪怕是一小节诗歌的作家。

　　4、高尔斯华绥一个再标准不过的通俗作家，坚持了一种再落后不过的现实主义的写作方法；不但因为获奖的喜悦次日从马上摔伤，而且面对众多的责难在答谢词中丧失了为自己作品辩解的信心。

　　5、拉克斯内斯能阅读他因以获奖的写作语言冰岛语的人口仅有15万人，他承继的是冰岛古代文学的传统。我们真应该推举一位用少数民族语言写作的作家去竞争。

　　6、雍松和马丁逊他们的作品在获奖之前不被人们所熟识，在获奖之后依然阅读者甚少，惟一让人们感兴趣的是：瑞典文学院的两位院士平分了这一年高额的奖金。

　　7、希姆博尔斯卡也许是一名优秀的诗人，但决不是一名能承受如此荣耀的优秀诗人。感谢米沃什吧，感谢他的不懈的游说；同时也感谢作品《召唤雪人》，对斯大林主义的反讽再次给波兰人带来了桂冠。

　　8、达里奥·福世纪末最引人注目的小丑，坚守了将近一个世纪的严肃文学在戏谑中轰然倒下。任何停留于行为的玩笑并不代表能指向理想主义的幽默。

　　9、蒲宁流亡使他登上了通向诺贝尔文学奖第一级台阶，与授奖典礼常客、诺贝尔侄子伊凡·诺贝尔非同寻常的关系使他登上了最后一级台阶。他既不能代表苏联，又不能代表已经灭亡的俄国，所以，1933年诺贝尔文学奖授奖大厅上挂起清一色瑞典国旗，美其名曰“纪念诺贝尔诞生100周年”。

　　10、欧肯再伟大的哲学家也不应该走进文学的行列。况且是个在哲学王国德国未有多少人重视的哲学家。

　　被遗忘者：遗忘让他们如此圣洁

　　即便是诺贝尔文学奖也不能摆脱自然界的规律，即：被遗忘始终是世界的主题。有着这么多的伟大作家一起走一条孤寂的路，我们是应该去努力跻身诺贝尔的圣宴，还是应该让自己享受因为被遗忘而拥有的圣洁？仅仅是表明身份的桂冠丝毫不能有损于这些文学大师的声望，而他们的缺席却使这一百年始终充满了怀疑。听听那来自决定命运的18把椅子的辩解，看看这些作家连缪斯都要嫉妒的文字，以下对被遗忘者的访问只是为了理解两个词：文学，理想主义。

　　这场不可能有结局的官司从诺贝尔文学奖的首次颁发就开始了，大家争论的焦点是：为什么不是托尔斯泰？这位现实主义的集大成者，他的作品无论是《战争与和平》还是《安娜·卡列尼娜》或《复活》，用“不朽”来定义都不为过，但是，即便整个欧洲的知识界都在为他呼喊，他也未能获得瑞典文学院的首肯，最终自己声明退出此奖项的竞争。瑞典人认为，托翁作品的文学成就不容置疑，但是，他的道德不符合“高尚、纯洁的理想”，“在《克莱采奏鸣曲》中，他反对真正夫妇的性关系；他在不少作品中不仅否定宗教，而且否定国家，甚至否定所有权，而他自己却一贯享有这种权利，以及反对人民和个人有权自卫和防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以后有多位获奖者在答谢词或讲演中表达了对托尔斯泰的敬意。

　　(附：托尔斯泰对欧洲文艺界的复函对诺贝尔文学奖没有授予我，我感到非常高兴。首先，我避免了一个大麻烦——想着去花钱，就想平常一样，我确信，这只能给我带来痛苦；另外，如此之多的知名人士，尽管有些我还不认识，表示出的同情心让我拥有了荣誉和欢乐。)

　　有传闻说，因为拒绝与他人共同分享奖金使得易卜生被束之高阁。无论是在文坛的地位还是剧作的成就，易卜生都比桂冠得主同胞比昂松要高得多，他的《布朗德》、《玩偶之家》体现的强烈个人意向以及对个性解放的颂扬，仿佛是为这项桂冠定做的。事实上是，“考虑到易卜生最近的蜕变，在一些人的头脑中产生了深刻的忧虑，就是本来希望给这位蜚声世界文坛的作家伟大奖赏的人也望而却步。”易卜生晚年的象征主义倾向让评委们甚感不适。

　　哈代写出了《德伯家的苔丝》，让苔丝成为了纯朴美丽的象征；他又写出了《无名的裘德》，让裘德成为了绝望堕落的代名词。这在冥冥之中昭示了他在评奖道路上的结局，一方面是赞扬他“形式高雅、风格清新”，“特别在原野风光的描写”；另一方面却指出哈代对于“试图在作品中血球安抚和解脱的人”从来没有同情过，这违背了人们心目中的“富有理想主义倾向”的观点。

　　高尔基自1918年第一次被提名后，就一直让评委会感到头疼，他和托尔斯泰一样在全欧洲有广泛的支持者。他的政治地位决定了不可能他所有的作品都符合评奖标准，但是，瑞典文学院以怕他们的授奖引起人们的误解为由，宁可授奖与蒲宁这样的流亡作家。不过，冠冕堂皇的理由是需要的，在排除了《我的童年》作为回忆性作品不适评奖之后，他们进一步指出了高尔基作品中言过其实的自然主义：作品中的新鲜之处主要是由对那些生活现象所作的广泛和令人厌烦的描写组成的，而前辈的伟大作家认为对它们进行细致的描写毫无价值。

　　1945年在几乎被内定为当年文学奖得主之际，瓦莱里与世长辞。因此，把他归入被遗忘者的行列有些含混，但是，人们更应该问的是：在这45年中，瑞典文学院为什么无视这位法国现代诗歌最杰出的代表？一位专家写了对他作品的审读报告，在完全承认他在艺术中表现出来的杰出才智和大胆的独立性之后，他犹豫后一个特征能否超越实验性而保持长久的价值。于是，在30年代，委员们认为“不应该把为了普通人的诺贝尔将授予这样孤高和晦涩的作品”。不过，对瓦莱里而言，他宁愿“放眼眺望这神圣的宁静，/该是对你沉思后多美的报偿！”(《海滨墓园》)

　　一个政治上吹捧墨索里尼的糊涂虫还有没有可能获奖？当然不会。一个精神病患者还有没有可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当然也不会。很不幸，庞德都沾边了，为了避免因为前一个糊涂遭到叛国罪的起诉判死刑，他作为精神病患者被关了12年。他的《诗章》是现代诗歌史中惟一能让《荒原》汗颜的丰碑。他的《诗章》“因大量使用汉字而绝对无法理解”--中国与该奖交恶是否也与此有关？在1955年提名时，文学院建议先设法让作家获得人生自由，然后再作为一个自由的人来看他的发展。从此，庞德就从候选人名单里消失了。

　　“他们早在上个世纪就已经给我发过诺贝尔奖了。”这是典型的博尔赫斯式的观点表述。这位“作家的作家”引领了无数人认识并投身于文学，但是自己始终不能被正名。他比任何一位作家都具有精神独立性，但是评奖者认为“由于伦理和人道主义的因素，他不适合成为诺贝尔奖获得者”，因为此人“曾表示感激独裁者皮诺切克和维德拉，认为他们比任何其他人都更积极地保卫了西方文化”。他们似乎都忘了，博尔赫斯怎样因为冷遇独裁者庇隆而被革除在市立图书馆的职务，并被勒令担任市场禽兔稽查员。

　　如果你认识举世无双的阿Q，你就不会再怀疑鲁迅的文学成就；如果你读过他那斗志昂扬的杂文，你就不会再怀疑鲁迅在通向理想主义道路上的前行。对于瑞典文学院的院士们来说，仅仅是如果，他们在当时没有读过鲁迅的作品，也不认识阿Q。现瑞典文学院院士马悦然认为，“如果当时鲁迅的作品已经译介到欧洲，那他是当然的人选。”一切都只停留在如果，还是原谅时人的懒惰和评委们的窄识吧！

　　以上列举的都仅仅是那些已经辞世的并且拒绝理由有据可依的被遗忘者，但是我们还应当怀念左拉、康拉德、格林、卡夫卡、里尔克、特拉克尔、卡赞扎基斯、洛尔卡、科塔萨尔、鲁尔福、约瑟夫·海勒、纪伯伦、老舍等，诺贝尔奖会为遗忘他们而后悔，并且事实无法挽回；我们还应关注米兰-昆德拉、富恩特斯、略萨、耶胡达-阿米亥、莱辛、阿契贝、北岛、厄普代克、欧茨等，诺贝尔奖需要他们来赢得世界的喝彩，同时也得和时间赛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