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高等教育面临着挑战和变革的时代里，对高等教育的性质和质量进行审慎考察并不令人奇怪。通常，教师和大学更乐于关注对研究生教育资助的数量和种类。研究生更关注就业市场和获得学位的时间。联邦政府关注的是和市场需要相关的高级学位的数目以及外国研究生的高比例。

　　但是，还存在着更深层和更麻烦的问题。现行的研究生教育高度专业化的形式可能不会再迎合学生和社会两方面的需求。许多研究生计划的淘汰率已经上升到了无法让人接受的程度，攻读哲学博士的学生中有50%以上不能毕业(法律和医学的淘汰率低于5%)。诸如研究生自杀和情绪不稳定等悲剧的发生，说明需要对学生和导师之间的关系进行重新考察。许多大规模的大学中，研究生助教成立联盟性组织的趋势也意味着我们也许需要重新考虑他们在支持大学教学和科研中的广泛作用。

　　学术界的观点全国学术机构和政府机构最近进行的一项研究确认了一个共同认可的观点，即美国的研究生教育代表了世界上培养下一代研究人员的最大的努力。通过在承担国家大部分基础研究的高校举办研究生教育，我们的研究型大学已经创立了一套科研和人才培养系统，这是美国最大的长处之一，同时也是其他国家所嫉妒的地方。

　　多数教师坚持认为研究生教育是科研的根本。正是通过研究生和教师紧密协同进行科研工作这一过程，我们在如何创造新知识方面教育并培养了下一代教师。一些人甚至认为，联邦政府在研究生教育中最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过研究生助教奖学金资助研究生，因为这在教育和科研之间建立起了最直接的联系。20

　　但是，人们似乎越来越认识到可能到了需要重新思考研究生培养方式的时候了，这一代学生的职业道路可能看起来与其导师的完全不同。相关但不相同的是关注研究生所面临的就业困境，关注根据目前和未来就业市场来改进研究生教育的需要。

　　供与求美国的研究生教育系统在科研需求稳定或上升的时候会有所发展。冷战导致的对国家安全的需要，医疗卫生、环境等类似的国内重要问题刺激了联邦政府对学术研究基本设施的支持，这也推动了对研究生教育的同样支持。从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美国大学每年培养的哲学博士数量增长了4倍。

　　这种情况正在改变。冷战的结束、日渐激烈的以技术为基础的国际间的工业竞争，以及科研经费上的各种限制已经改变了哲学博士的市场。哲学博士的三大传统就业领域——大学、工业界和政府——都在经历重大的变革，这些变革可能会极大地改变这些领域对科研人员的需求。人们越来越关心的是，我们应该重新审视美国研究生教育的本质、培养能力和支持体系。21

　　是哲学博士过剩了吗？尽管现今哲学博士的失业率一直很低，但寻求教师职位的毕业生看来确实多于空闲的职位。也有些就业市场疲软的令人不安的指标，比如新毕业生首次就业的时间大大推后。这些迹象说明，如今哲学博士过剩——至少对空余的大学教师职位来说将会持续，而且如果联邦政府对大学科研的资助降低，这种情况在新学期会变得更糟。

　　已经有迹象表明，在某些领域里所培养的哲学博士的人数已经远远超出了空缺的学术和科研职位。例如，在过去的10年里，联邦政府对生命科学的科研资助增加迅速，这导致了哲学博士的人数每年增加42%，现在估计几乎是学术性就业市场可容纳量的2.5倍。22 结果，越来越多的博士选择了临时职位，例如博士后研究、兼职教师或者兼职研究等岗位。更明确的是，在生命科学领域，只有大约60%的哲学博士在毕业6年后找到了永久职位。生命科学家在找到第一份永久职位时平均年龄为35岁到40岁。

　　外国研究生对就业市场的影响又怎样呢？美国研究生教育的质量一直都像一块强力磁铁一样吸引着杰出的国际学生。事实上，在过去的10年中，多数美国大学的研究生人数增长是外国学生注册人数增长的结果。国内学生的注册人数基本持平，甚至有时还有所下降。

　　由于美国研究生教育具备的先进及高度专业化的特性，这些外国学生在自己国家找不到可以应用新学到的技能的工作。结果，大量美国培养的外国学生试图进入美国的就业市场。尽管雇用这些学生对美国来说是一种额外的人力资源，然而对留学生自己国家来说却是明显的人才外流——但他们确实大大加剧了有限的就业市场中对教师和研究人员职位的竞争。同样的是，苏联和东欧的解体促使大批有才能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来到西方国家。他们大量涌入诸如物理和数学等很多领域的就业市场中。

　　而且，削减国防开支方面的努力，并伴之以对工业科研实验室的重新定位，即从基础研究转向产品研究，也使得联邦政府和工业领域的就业机会减少。曾在这些领域工作的科学家和工程师重新流入市场。

　　扩大高等教育的需求人们也一直关注美国研究型大学现行的研究生教育模式与高等教育的广泛需求之间的关系。美国教育委员会的前任主席罗伯特·艾特威尔(Robert Atwell)在写给全体成员的最后一封信中指出，博士生教育并不是美国高等教育的王冠，而是我们一些问题的根源。23 他认为，博士生教育和高等教育市场的需求之间差距巨大。在研究型大学中，相当多的教师游离于高等教育的主流之外，更不用说社会变化和财政现实了。他们不断地努力将研究生克隆成他们自己来帮助他们进行科研。结果，许多在非研究性高校找到工作的新哲学博士变得灰心丧气，他们经常对这些学校施加压力，要求它们成为研究型大学——当然，这就意味着要授予哲学博士学位。艾特威尔宣称研究性/研究生大学模式已在美国的高等教育中催生了强弱等级，而这恰恰背离了国家以及学术市场的需要。

　　学科专门化与克隆人们希望哲学博士生们将他们的研究和论文集中在学科领域中的某一狭小方面。尽管人们希望研究生们在他们的论文研究中对某一狭窄学术领域做全面、深入的探索，但人们所希望的是他们能在这个过程中获得阐释和解决更大难题的有效的方法论。在这个意义上，博士生教育的目的就是要学会怎样在一个非常复杂的层面上学习。从自相矛盾的意义上看，通过这样专门的探究，哲学博士生们获得的训练非常适合进行广泛的研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哲学博士这种极专业的教育为日后成为高级通才提供了训练。不幸的是，极少有哲学博士认识到研究生教育的这种特点，也许是因为几乎没有教师承认或评价它吧。

　　很多新的哲学博士对个人和事业预期的范围过窄。他们觉得他们所受到的研究生训练已经使他们具备了解决高度技术性和专业性问题的能力。当然，他们真正所懂得的也是具有永恒价值的是如何从有效的、根本性的角度去系统地说明问题并且部分地回答问题。大多数人并不了解与那些没有哲学博士学位，但有几年工作经验，已然身在职场的同龄人相比，这些正是他们的优势所在。

　　然而，如今的科研问题越来越复杂，而且问题的解决也需要有多学科的团队合作。现在新培养的哲学博士，在学术上过于狭隘，过于以学校为中心，时间当然也过长。过于专门化的结果就是缺乏眼光和自信。新毕业的博士们常常认为自己在探索专业之外的领域方面是缺乏训练的。造成这种结果的部分原因在于典型的研究生课程缺乏严格的广度要求，也是因为对那些不想在专业领域里过专过窄的学生不加以鼓励或很少鼓励，而是有很多含蓄的劝阻。

　　封建体制美国基础研究的成功主要是依靠无数个人的努力，这从由研究者申请研究资金这一过程中可以得到体现。这种对个人的重视明显反映在研究型大学的晋职和终身教职制度上。在研究生教育中也有所反映。哲学博士的培养最好形容成是学徒的学习。人们希望研究生们要早早地、紧紧地把自己同个别导师联系在一起。事实上，由于许多人的学业都由科研基金支持，这就要求这些学生去做与导师的科研基金相关的工作，几乎没有机会来拓宽自己的学习或者兴趣。在多数大学里，研究生论文的指导老师决定哲学博士生的研究内容、修业时间和经费，直至论文完成并通过论文答辩。在最好的情况下，研究生学习的这一最后阶段可以是非常有益的，这是由于在有经验的论文指导教师的指导下，研究生不仅了解了基础研究的错综复杂，也了解了教师行业的难题。但这也正是许多问题的所在。

　　许多教师几乎没有指导研究生的经验，有时会出现管理不当的现象。有时候，教师只是对学生的学习不够关心和注意。还有的时候，他们甚至希望延长一个学生的学习时间，以便他或她能继续为这个教师的某个关键科研项目出力。在不同的学科，研究生和论文导师的关系本质上也大有不同。例如，自然科学和工程学科，研究生在实验室里和导师肩并肩地工作，几乎每天都进行交流。相反，在人文学科领域，普遍的是研究生和导师每年只见几次面，有时几乎得不到什么指导。

　　尽管绝大多数的教师都把指导研究生看成是非常重要的特殊待遇和神圣的责任，但无疑也存在剥削的情况。有些教师采取的几乎是一种封建态度，把研究生首先看作是为他们科研项目工作的奴隶，而不是接受教育和攻读学位的学生。结果，一些研究生被严重滥用，被要求去做和他们的学习不相关的仆人般的工作，花费了很多不必要时间，还要忍受教师的不负责任。

　　学生们很少会抱怨对他们的滥用，这并不奇怪，因为在多数的研究生计划中，教师对研究生完成学位和就业有着最终的控制权。大学也极不情愿干涉学生和导师之间的这种关系，甚至是嫌疑很重或有证据表明发生了明显的虐待事件的时候，大学也懒得插手。很显然，有必要改变研究生教育这种现行的模式，即使遇到教师为了维持现状而强烈地加以抵制也要改变。

　　联盟美国大学中研究生助教建立联盟组织的趋势主要是受到经济问题和关系力量的推动。这也许部分缘于对研究生的滥用。在我们研究生教育的封建文化下，对研究生的滥用经常发生。在这种封建文化中，单个导师对研究生的学术进程、职业，甚至是生活质量有着绝对的控制权。如今，16所规模最大的大学都有研究生助教联盟，包括威斯康星大学、密西根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以后可能会有更多的追随者。

　　然而，这些努力也许并不符合研究生们的最大利益。多数的教师对他们的研究生都很负责，指导他们的研究和专业发展，还经常争取基金来资助他们的学费、生活费和科研活动。教师们努力工作为研究生教育获取经费，并推动大学把研究生教育作为扶持的重点。不幸的是，联盟组织不仅带来了新的参与者，还把一种新的对抗性文化带到教师和学生间本该是相互受益和互相支持的关系中。在集体谈判的框架内，联盟领导层直接和大学的管理者谈判研究生的地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教师和研究生都放弃了大学最珍视的价值——学术自由，因为每一件事情都可以在谈判桌上了断——不仅是补偿和福利，还有像课程结构、班级规模和研究生助教的选聘等学术上的事情。劳动管理谈判的对抗性质与应该存在于大学教师和研究生之间的平等的、以学习为中心的关系形成了对立。

　　虽然建立联盟可能是解决研究生福利或者教师责任等问题的错误办法，但重要的是我们认识到这种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要真正变革研究生教育性质的需要。研究生院的教师有责任面对现行研究生教育制度的缺点，这种制度常常容忍那些感觉迟钝或无责任心的导师对研究生的严重滥用。他们需要了解并弥合研究生教育和当代大学在其教学和科研上越来越依赖于研究生的劳动而导致的裂痕。认识不到或者没有着手解决现行研究生教育的封建体系的缺点，将会损害研究生教育，正如将集体谈判这种格格不入的文化强加于此一样。

　　博士后教育当然，研究生教育并不以哲学博士学位为终点。在许多领域，一所大学科研实验室的博士后职位不仅很普遍，而且也是获取以后学术职位的必要条件。可以肯定的是，在某些领域，博士后职位有很强的智力方面的理由。这种水平的高级培训和专门化不能在常规的博士计划内完成。或者，一个人需要有同资深科学家工作的经历，不仅学习高级的科研技巧，更要学习获得资助的诀窍。博士后职位也使年轻的学者能够为一个更永久的职位积累发表的成果。

　　在过去的20多年中，许多领域博士后职位的迅速增加——从1975年的16 829个到1995年的35 379个——还有其他的原因。我们已经提到在生命科学等领域哲学博士培养过多。结果，尽管博士后只是临时的，对于那些不能找到永久性科研工作的博士或那些需要更多时间来积累工作所要求的论文的博士们来说，博士后已经成为一种过渡的方式。很多学者在无法找到更长久些的职位时，花5年或者更多的时间做博士后研究，常常从一个博士后站点转到另一个站点。这就导致了一个科学家所说的“拉瓜地效应”(Laguardia是纽约的一个国际机场，意即人来人往的中转站——译者注)。许多最新的毕业生都围着博士后的职位转，消耗着重要的、有用的智力燃料，等待着获得永久学术性或者科研职位的机会。”24

　　也许更重要的是博士后在科研领域中所发挥的作用。与研究生不同的是，博士后有能力在实验室或者高级科学家的研究小组中取得丰硕的成果。他们有着很强的动力，工作极其努力，因为他们认识到，他们作为博士后的表现对于日后获得就业所必需的教师推荐信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他们很廉价，其工作的报酬一般只是教师或者科学家工资的一小部分(20%—30%)。事实上，由于不为多数博士后这种高级培训估算学费，因而许多机构中资助博士后要比研究生花费少。

　　因此，博士后人员成为许多机构中科研的骨干力量就不足为怪了。事实上，有人甚至嘲笑说博士后就是科研产业的流动工人，因为他们在找到一个永久工作之前，有时被迫从一个项目到另一个项目，从一个博士后站点到另一个站点，甚至是从一个机构到另一个机构。而且，与研究生相比，他们更是任由导师摆布，几乎没有大学的关照或保护。

　　绝大多数院校很少会做出努力来控制博士后的数量和质量，因为人选的确定、招收和资助都是通过个别教师来进行的(事实上，根据最近的调查，有些院校甚至不知道他们校园中博士后的数目)。25 高校几乎没有管理博士后的政策，比如补偿或者福利政策、职位的时限等。除了导师的努力之外，高校基本没有博士后工作安置服务。大学对博士后缺乏监管，以及在一些学科中博士后教育发展成为教师职位终身教职轨道上的实质性的条件，这造成了学术领域这一方面让人难以接受的变化和不稳定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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