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应付这些挑战，我们需要考虑各个层面上可能采取的行动：研究生院系、大学、全国的高等教育。

　　院系层面在院系层面上采取的行动可能会最有效地回应研究生教育所面临的挑战。尽管研究生教育的规模和哲学博士的培养都是很重要的问题，但这些一般不是院系层面上的问题。管理研究生教育的基本政策和规章制度也不是这一层面所决定的。最直接影响这一层面的主要是由研究生和导师之间关系所决定的研究生文化。

　　正是在院系层面上,人们需要认真分析多年来发展起来的研究生教育中的封建体制。尤其是各系和系领导必须在研究生与教师的关系中有着更强的责任感来保护研究生的利益，在研究生与教师的关系中，教师的角色或是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或是科研项目主持人，或是教学指导。除非有人正式提出申诉，否则人们不会去审视这种关系。这种善意的疏忽必须要被一种新的文化所取代，在这种文化中，系里的全体教师要为研究生们的福利负起责任。学生的学习计划应该是全系或整个项目的责任，不能由某一个导师来控制。导师对研究生指导的质量和特点应该进行经常性的评估。如果出现了比较罕见的滥用研究生的现象，不管是由于导师缺乏经验或是性格的原因，都应该毫不犹豫地收回导师指导研究生的权力。新教师和研究生的教育要考虑到他们在研究生教育中的权利和责任。

　　各系应该仔细考虑研究生教育的规模，研究生的规模应该由导师的数量和就业机会来决定，而不应由教学和科研所需要的研究生教学和科研助教的人数来决定。各系应该尝试寻求一些其他的途径来满足对研究生助教的这些需求，例如，利用兼职教师来辅助教学或者是专职固定的科学家来满足科研项目的需要。研究生教育的最主要目的应该是教育学生。有些活动的价值，如做助研或助教，应该根据它们对教育学生所做的贡献来评价。

　　各系应该在为研究生提供就业信息和助教、助研职位信息等方面多做工作。虽然许多教授已经努力为哲学博士生安排工作，但教师们应该有更强的责任感来安排学生就业。这确实也是强调哲学博士的培养和社会需要结合的重要性的一条途径。当然，研究生们应该获得最新的、准确的就业信息。这不只应该由研究生部门直接提供，学术性的单位也应该考虑为研究生就业任命一位教师作为调查员。任何一位承担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之责的导师也应负起安排博士生就业的责任。

　　最重要的——也是最困难的——就是要让导师们转变他们传达给研究生的价值及期望。现行的体制更趋向于要复制自己，所培养的研究生承担越来越狭窄以及越来越有限的学术和科研的角色，极大地忽视了优秀学生的更广泛的兴趣，忽视了这一代学生日渐增强的多样性以及这些高学历人才在我们社会中所要发挥的复杂的、迅速扩大的作用。21世纪的机遇与导师们自己当年做研究生时已完全不同，这个时代要求更广博的学识，对科研和教学更全身心的奉献，以及更强的适应性。

　　大学层面在大学这一层面，明显需要扩大对哲学博士的要求。在保留科研培训的模式以及被广泛认可的现行体制的长处的同时，如果我们的学术机构和它们的研究生要为社会做出最大的贡献，我们就必须实行变革。我们需要设置那些强调学科交叉的博士计划，也要设置包含不同学科间学者们合作的计划。必须认真关注培养跨学科人才和对高度专业化领域有深入理解的人才之间的适当平衡。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把哲学博士重新定义为研究生通识教育，不再是学术的克隆，相反，是要为一个人终身的学习做准备。

　　那些拥有校外经验和关系的博士生显然会有着更多的工作机会。为了培养更全面的研究生，研究生教育就应该提供各种选择，使学生有可能获得更加多样的技能。不应该让研究生过分专业化。为达到这一目的，重要的是要让学生们对就业市场有更现实的看法。尤其是他们对那些非研究性院校对新教师所要求的经验和训练要有更深入的了解。

　　大学应该通过在某些领域设立一体化的、面向实践的学位课程来更好地迎合社会的需要，这可以通过重新定义硕士学位或建立博士培养的其他方式来实现。全国都很关注使研究生获得实习经验。26 为学生提供在工业领域、政府部门或各种学术机构工作经验的各种实习计划，在拓展研究生教育方面是非常有益的。教学实习也可以达到这一目的。对学术工作感兴趣的博士生可以在不同类型的教育机构中实习一段时间，也许是文理学院或者社区学院。

　　大学层面的另一个挑战是缩减获得学位所需要的时间。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所需要的时间稳定增长，有的时候甚至成倍增长到了10年以上。大学、大学的研究生计划以及导师都有责任缩短攻读学位的时间。甚至有人建议采用一种根本不同的方式，学位计划确定一个固定的攻读学位的时间段。要进一步考察，人们可以设想所有的学生都从一到两年的理科硕士计划开始，这个学位也可以作为那些对法律、商业或医学等其他专业感兴趣的学生们的最终学位。哲学博士学位要求包括学位论文在内的两年额外的学习时间(或者包括理科硕士学位在内，总共4年时间)，足以胜任绝大多数公共或私人部门的高级职位。最后，有兴趣在学术或基础研究领域工作的学生，可以通过博士后学习达到进一步学习的目的。这些学习可以提供科研所需的高度专门化的培训。27

　　这样巨大的变化也许会在学术界内部引起很大的争议，也一定会有人反对，认为就精通某一领域和进行原创性研究所需要的时间而言，不同的课程计划以及不同的个体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当然，也会有人就医学等复杂领域的专业教育提出论据，即这是一种长久以来被大家接受的时间固定的教育模式。对一些研究生教育计划来说，代替争论的应该是切实设立和实施固定学期学习的博士计划，让研究生和雇主市场来决定哪一种更合适、更有吸引力。

　　国家层面越来越明显的是，大学内部来自市场的培养哲学博士的动力在减小。更明确的是，在哲学博士的供应和市场需求之间几乎已没有什么联系。也几乎没有内部或外部的刺激要求研究生计划减少哲学博士的培养量。在多数大学里，哲学博士计划的规模和博士的培养主要由大学对教学和科研助教的需要来决定。特别在自然科学领域，决定哲学博士培养的主要是科研资金的水平，而不是我们社会的需要。

　　迅速缩减那些博士供应过剩领域的研究生教育规模会引起科研事业的混乱，但是在有些领域，如生命科学，已经有限制研究生教育进一步增长的要求。困难肯定会有，因为只要联邦政府的科研基金继续流向各系，就会有扩大博士培养规模的压力。不过，大学和联邦政府应该共同努力，以在研究生计划的规模和可以获得的就业机会之间达到很好的平衡。

　　目前看来还没有严格限制外国学生修读研究生课程的情况，留在美国的外国哲学博士毕业生为这个国家的利益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而且，已经有迹象表明，那些向美国派出留学生人数最多的国家，其迅速发展的经济正在创造出大量的就业机会。因此，许多学成的外国博士，不管是新毕业的还是有经验的，正开始回到自己的祖国。

　　我们支持研究生教育的方式一直受到特别的关注。现在的以科研为中心的模式趋向于把研究生教育看成是由科研基金的数目决定的副产品，或者是看作是研究项目的廉价劳动力来源。由科研助教奖学金支持的研究生被迫为其导师的科研项目工作，而这些项目通常都和他们论文的主题无关。特别是如果研究生对科研项目做出了有价值的贡献的话，缩短获得学位的时间就没有动力。研究生也没有机会选择其他的课程来开阔视野。

　　在研究生教育的资助上，科研助教奖学金、教学助教奖学金、研究生奖学金和研究生津贴之间需要达到一个比较好的平衡。为了实现功能多用，联邦政府对研究生教育支持的机制也应该拓宽。从研究生奖学金和研究生津贴转变到科研助教奖学金，作为20世纪70年代早期支持研究生教育的主要形式，这就使得培训主要由赞助科研项目的需要来决定。也许比较均衡地利用培训基金、研究生奖学金和科研助教奖学金会使研究生教育更灵活。全美卫生研究所(NIH)长期以来利用精心设计的培训基金计划来加强关键领域的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并对此进行扶持。这种模式在研究生教育的其他领域也应该普遍应用。

　　联邦政府能够对人们关注的问题，如修业年限施加重要的影响。它可以在同行评议的过程中加入适当的刺激因素，使这些因素与人们所提议的学术性课程获得学位的平均时间相挂钩。这就需要认识到对研究生教育的支持是所有政府部门的责任，因为它们利用高校的科研成果，雇用高学历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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