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元浦：(中国人民大学人文奥运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来参加会之前时间很紧张，没有很好地看。我在一年前为《毕业南开》做序，了解了一些。看了电视剧，从艺术和文艺的角度说说，第一个是在题材方面独辟蹊径。现在的电视屏幕，在题材上，要么是过去的朝廷故事，要么是现在的

　　除了题材的特点，还有激情和气概。从内容上，现在是道德理想下滑的时代，社会理想下滑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里回顾了这样的历程，通过一个教育家的生动的个人经历来讲述一个爱国主义的故事，讲述一个为民族而奋斗的故事，比你们在教科书中，在我们的课堂上做的教育重要的多。他借助于现代视觉图象的方式，借助感情熏陶的方式，借助现代传播媒介，很快的大覆盖面，所以让人感受的更深刻。我在国外，甚至在东亚一些地方看到一些中国人很多的两面性，做表面文章，讲面子，假面，我们的教育是不是培养出了如此多的假面人物，我们的学生都是两面的，各个行业的人都有两面的，话筒支在前面说的是一套，话筒拿走了，马上说另外一套话。我们的教育培养出了一些依托教育制度、考试，同时又有自己想法的两面人。张伯苓这样一个有信仰，有激情的一个教育家形象，通过自己一生的努力，他的言和行所具有的那种统一性，对我们下一代，对我们广大的观众有震撼力和影响力。

　　第三，从影片来讲，或者是电视剧来讲，对于人格的关注，整个电视片格调高了，和我们整体张伯苓本人主张是完全结合为一体的。张伯苓主张的是以人格教育为核心的全面综合教育，强调德智体美劳并进。我们在看到他所做的一些事情，从我们看到的格言，看到他对人格的追求，他说“研究学问固然要紧，而熏陶人格尤其是根本”，这对我们今天来讲还是有意义的，今天不能按照意识形态的方式全面要求所有的人，你只有一个方式奉献，你只有一种方式消除自我，这是不可能的。张伯苓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启示，他重视了个体人格的弘扬，要立志，要勤勉，要诚意，要修身，同时要展现独立个体的自信、自强的人格，这种人格是一种高昂的格调，其中又体现了一种人性精神，体现了一种人格的力度。所以他是重情的，他又是把国家的，民族的和个体人格的东西很好地融合起来，这是我们教育中可能要特别展现的。从电视片的角度来讲，这两者结合的还是比较好，其中一个是主要演员，像唐国强的激情，这个人还是有激情的，能够演绎出比较高的格调，这可能与他自身有关，与我们导演和我们片子所追求的精神也密切相关。

　　所以我说这样一个从题材方面的独辟蹊径，记录了南开一场伟大的教育实践活动，从道德、激情和气概方面展示了教育，展示了历史上曾经有过的一段重要的历史事实，在人格教育上面体现了一种高昂的格调，在我们当今气质萎靡的状态下这个格调比较高，而这个格调和战争题材又不同，注意到另一部分需要我们的艺术展现的领域。

　　在参与申办奥运的工作中间，也有一点点与张伯苓的联系，人文奥运中心的负责人找我问你了解不了解关于张伯苓体育的东西，我回头仔细看一看，结合人文奥运，发现他是中国奥运第一人，是中国近代体育第一人。张伯苓是旧中国对奥林匹克精神理解最深的人之一，我们看到1901年他首创了体育课，今天我们说的做体操，被我们沿用了一百年。这是他创建的，成为今天沿用比较多的，叫“做体操” 。他1909年从英美考察回来之后，向中国介绍了伦敦第四届奥运会的情况。1909年张伯苓率领学生参加了第七届奥运会。1913年积极发起了，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的首届远东奥运会，所以他以后成为远东奥运会的中国运动员。1924年8月作为正式的体育组织，中华体育协进会成立。在张伯苓领导下的中国体育协会进一步与奥委会联系，先后参加了游泳联合会，参加了第9届奥运会。1938年第一次派团参加比赛的时候，其实很困难，因为当时日本积极策划满洲国参加洛杉矶的奥运会，但是张伯苓等人极度反对，所以多方努力组织参与了这个活动，这是我国第一次派运动员参与。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不久，张伯苓在重庆组织召开了体育协进会会议，申报第15届奥运会。这就是中国第一次申奥活动。这些都是非常生动的。所以张伯苓自己讲，“教育如果没有体育，教育就不完全，我觉得体育比什么都重要，不懂体育的人不宜当校长” 。而且他确实是去实践，去身体力行地做，成立了南开中学的五虎队，到上海，到京津两地比赛，打败了其它许多国家的著名球队，南开中学一个班里头35个人有33个人有足球鞋。今天我们回想起来，也还是很难得的。今天哪一个班里头，35个学生里33个人有足球鞋，很难。

　　所以蔡元培当年说南开是非常成功的，作为近代体育的起发先驱者，张伯苓有很大的贡献，今后这个题材也有很大开掘的余地。

　　李春林：

　　时间的关系，今天这个会就到这里。几位专家的发言很精彩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再一个是冒雨参加这个会，也会给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再一次对各位专家参加研讨会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