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白烨

　　文学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一个最为显眼的变化，即是文学追求的纷纭繁复和文学取向的不一而足。对于这样的与主潮诀别的文学现状，人们已很难像80年代那样，用诸如寻根文学、现实主义这样的大而化之的概念来对文学的态势做整体的概括。如果硬要加以概括的话，也只能说，文学创作越来越走向了“个人化”和“个性化”的时代。

　　女性写作“俏”

　　“个人化”的写作取向，在2000年可以说是愈演愈烈。首先是这一年在小说创作中，出现了以铁凝的《大浴女》、王安忆的《富萍》、池莉的《口红》、方方的《乌泥湖年谱》、虹影的《饥饿的女儿》、皮皮的《比如女人》、王芫的《什么都有代价》，以及卫慧、棉棉、周洁茹等人的作品为代表的女性写作热。她们的这些作品虽然摒弃宏大叙事，避绕重大题材，却又以小见大、平中求奇，别有人生意趣和艺术情趣。因而不仅赢得文坛行家里手们的较高评价，而且也广受普通读者的欢迎。这些分属于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的女性作家，多以个人的所经所见、所感所悟为素材和题材，从半是虚构，半是写实的个人自传和家庭生活的独特角度抒写时代的演进与人生的沧桑，她们藉以赢人的，是天然自在的“个人化”的家长里短和儿女情长。如果要对这种凸现个人生活的创作追求用一个公式加以表述，那便是“社会生活化——生活个人化——个人感觉化”。

　　少年写作“傲”

　　在女性写作悄然走俏的同时，少男少女们的小说创作也渐次趋热。此类创作在2000年较有影响的作品有郁秀的《太阳雨》、唐月的《高一岁月》、黄思路的《十六岁到美国》、毛昱的《黑眼睛》、冬阳的《雪球滚太阳》、小思的《寂寞十七岁》等。而更为引人注目的，则是上海的少年自由写作者韩寒。他拒绝应试教育下的全面发展，甚至鄙视当下的大学教育，高中尚未毕业，便毅然决然地离校写作。事实上，他的小说《三重门》、散文《零下一度》，无论是“写什么”和“怎么写”，比之成年作家都毫不逊色；作品不仅感觉独到、文笔老辣，而且在字里行间充满着对当下应试教育的热嘲冷讽，俨然以一个文学天才的姿态傲视同辈学子。他对自己的感觉、自己的好恶、自己的才华都不加以掩饰，而更不加掩饰的，还是肯定自我、张扬自我的特殊个性。

　　文学批评“爆”

　　在文学批评的领域，2000年也是多事之年。年初，葛红兵先后发表了《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写一份悼词》、《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写一份悼词》，以近乎否定性的批评意见，在如何评价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和理论批评的问题上掀起轩然大波；接着，王朔、冯骥才在《收获》杂志“走近鲁迅”专栏发表《我看鲁迅》、《鲁迅的功与过》的文章，分别对鲁迅的总体成就和国民性批判提出异议，被认为是抛出了“屠鲁”的“集束炸弹”；尔后，又是王朔与老侠合作，推出了全面批评当代文坛诸多重要现象和重要人物的《美人赠我蒙汗药》，成为文坛内外一时的热点。其实，无论是葛红兵、冯骥才，还是王朔，不管他们的批评意见何等犀利、尖刻，某些看法如何偏颇、绝对，他们都是面对文坛的过去和现在，想自己所想，说自己想说，在不人云亦云中抒发个人的一得之见。与我们所习见的批评相比，他们的批评一是充分表达了个人的喜恶与臧否，二是文字的表述径情直遂、不打折扣。应当承认，在他们那听来刺耳的声音中，传扬出的正是批评和批评者的率直个性。

　　在文学领域，无论是从事创作还是从事批评，其实都是个体性的精神劳动。但在过去，文学从业者应有的个性，往往被集体性、共同性所遮蔽，无形中从众的心理主导了个人的意识，这表现在文学创作上，便是题材的相似与题旨的相近，在写法和风格上彼此拉不开距离，甚至相互重复。这一状况在90年代得到逐步改变，应视为一种难能的进步。因为文学只有充分走向个人化和个性化，文学事业才能真正实现有量又有质的多元与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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