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眉眉我亲亲：你邀我于情人节之夜共赴烛光晚餐之电邮已收讫。我知，今年的西式情人节，恰与吾国之元宵节相连，琉璃世界，中西合壁，金风玉露，你我狗男女恭逢此‘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愿能同年同月同日死’之境界，安有不亲自之理？可是眉眉你知吗，情人最怕的就是过节。春节在内，都是反情人的。而世界上偏偏有一个节日叫做情人节。”以上肉麻至极之语，摘自徐志摩1926年2月19日自上海致陆小曼信。需要说明的是，虽然徐陆二人当时皆是新潮得不能再新潮之人，然而信函正文第一句里的“电邮”，却并非许多年以后E-mail的中文缩写，而是电报的意思(“眉眉”二字尤其会造成关联性误读)。基于摩尔斯电码的电报正是当年最酷最快捷也是最贵的通讯方式，除了热恋中的新潮男女，政客、军阀以及地下工作者都爱使用。
当然，这封信中的另一关键词“情人节”，却完全不存在像“电邮”那样的时代差异。与之相同的，还包括受到这一节日困扰的情人们的心情。也就是说，徐志摩这封信，腔调是软的，道理是硬的，诚可谓“话不糙，理也不糙”─尤其是“情人最怕的就是过节”一句。
绝大多数的节日之所以都是“反情人的”，是因为绝大多数的节日都是家族以及家庭性的，特别是情人节前夕的春节(就字面意义来说，情人节才是名符其实的“春”节)，而情人节却是非家族和非家庭(或前家庭)的，基本上算是反家庭的，二人世界对抗阖家团聚。虽然暴搓一顿是这两个节日共同的特征，但是年夜饭和情人节大餐也只有以下两个相同之处：一，都在夜间进行；二，餐馆都订不到座位。
除此之外，从菜单到就餐人数，整个都拧着。对于那些身陷热恋状态、尤其是处于婚外恋状态中的男女来说，春节的苦楚更不足与外人道。根据我持续多年的观察，从大年初三开始，大小餐厅里就开始出现一对对怎幺看都不像是合法夫妻的形迹可疑之男女。他们脸上的神情都在明确无误地告诉我：“看什么看？别看了，你丫猜得没错，我们就是在家里坐卧不宁、苦苦‘守节’并且连守了三天的旷男怨女！”除了大部份节日与生俱来的“反情人”特质之外，情人之所以“最怕过节”，某种意义上恰恰是因为“世界上偏偏有一个节日叫做情人节。”在所有的节日里，打着红旗反红旗，最最“反情人”的，就是“节日卧底”身份存在的情人节了。
对于普天之下的有情人来说，情人节的“反情人”特质，莫过于它“非过不可”的强迫性。也就是说，做情人一定要过情人节，不仅“安有不亲自之理？”而且双方都必须同时在场，否则，“情人”这一身份的确切性和稳定性就会受到程度不同的负面影响。
所以徐志摩在元宵前夜写给陆小曼的信中这样解释道﹕“我本该明天赶到京和我的爱眉宝贝同过元宵的，谁知我们还得磨折，天罚我们冷清清的一个在南，一个在北，冷眼看人家热闹，自己伤心！新月社一定什么举动也没，风景煞尽的了！你今晚一定特别的难过，满望摩摩元宵回京，谁知道还是这形单影只的！你也只能自己譬解譬解，将来我们温柔的福分厚着，蜜甜的日子多着；名分定了，谁还抢得了？”
“情人不能在一起过情人节”的严重性，已经把我们的摩摩逼到了主动拿新月社甚至拿“名份”说事儿的地步。要知道，一个恋爱中的男人一旦向女方说出“名份”二字，其爆炸性并不亚于女方向男方所说的“我有了，是你的”。
事情正如罗兰。巴特在＜＜恋人絮语＞＞中所说的那样，情人们通常所感受到的那种忧伤，其实都出自于他们自己的想象：“一旦决定舍弃恋爱状态，恋人便会忧伤地感到远离自己的想象。”情人若因种种原因而不能在一起过情人节，正是“远离自己的想象”的一个大好时机。
事实上，几乎所有的节日都是一种压迫性的意识形态。如果说春节强调的是父权家庭主义，国庆节弘扬的是国家主义和爱国主义，那么情人节所暗示的无疑则是男欢女爱─主要是异性恋的情爱模式，在某种意义上，“二人世界”的情人节和“合家团聚”的春节其实是“面不合心和”，殊途而同归的。前者只是后者必要的铺陈和演练。什么叫“有情人终成眷属”？终于成就者，名分也。用摩摩的话来说，那就正是“名分定了，谁还抢得了？”暗喻：名分一旦定了，以后的情人节在不在一起过也就无所谓了(就连情人节也抢不了，谁还抢得了？！)。从今往后，温柔的福分厚着，蜜甜的日子多着，美好的日子万年长，你我狗男女就踏踏实实地欢欢喜喜过个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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