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华：下面我们请侯昕的见解。

　　侯昕：说实在的没什么特别多要说的。我觉得现在私立学校的事还真不是私立学校的事，是整个教育体制的问题，教育体制的问题也不是教育的事，是中国整体体制的问题。我在好几次会上都说过中国大的趋势是国进民退，在教育行业中很明显的一个就是私立学校逐渐萎缩，公立学校大行其道，比如说《义务教育法》它真是好东西，但是它必然要灭了私立学校，因为公立学校又不收费了，由政府给它买单，由政府给它进行信誉担保，那私立学校肯定就完了。所以说每出台一个政策对私立学校不利，所以这是这些年国进民退的在教育方面的一个体现。但是从大的方向来看，民办学校要发展起来是不太可能的。为什么一说民办教育就说我们鼓励民办教育在职业教育上发展，或者是在幼教上发展，其他的就不要发展了。我是98年回归以后接触民办教育的，当时大概有百十来所民办教育，现在真正活着的可能一个手就可以数过来了。所以民办教育的萎缩是非常厉害的。

　　刚才说了民办教育意义非常重大，这个没错，我特别支持。但是意义重大它就不让你做，这是一个问题，所以说为什么我们必须回答这个问题。我觉得看到这些问题以后，要看到它背后的重要的、关键的原因。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我们这些一系列技术层面的很简单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我们现在最核心、最关键的问题无法解决的话，这些技术层面的问题就很难解决。可能我是一个悲观主义者，我觉得在我这一生可能看不到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

　　在现在环境这么恶劣的情况下，对于北京的私立学校我觉得还是办得不错的，刚才这上面写了如何实现公办和民办教育的平等协调发展？我只能保证我们学校自己能够活下去，这就是为国家做贡献了。如果我能保证我活下去，那我就是为国家做贡献了。我们现在的做法就是跟地方政府搞好关系，在可操作的范围内它不去找你的茬，这就很好了。

　　另外一个招就是忍着吧，冬天来了，过冬的唯一办法就是冬眠，你别动的太多，所谓“忍”就是把成本降下来，把风险降到最低，保持资金的流动性。一旦这个市场非常恶劣了就可以随时离开。现在市场恶劣在什么地方？就是在政策上成本、风险非常大，你进来的门槛非常大，你要多少亩地，多少栋楼，你出去的门槛也很高，所以在中间的这个过程中风险也很高，一会儿《义务教育法》出来了，一会儿教师的人事制度有问题了，等等一系列的问题让你办民办教育的风险极高极高。现在投资民办教育是最差最差的时候，绝对不可以涉入民办教育。所以一方面现在已经进来了那就要尽量地降低风险。另外咱们这个会有这么多知识分子在这儿呼吁，效果可能有限，但是这是一个市场博弈的过程，我们从各个方面去驳议，给有权利或者是既得利益者们施加一定的压力，让当他们良心发现的时候，才能把这个事情的体制解决好，那么我们民办教育的问题就解决了，但是这个路程是非常非常远的，我希望也许有一天我能够看到。

　　吴华：下面请我们叶林平校长谈一下，我们浙江在这种情况下还有一大批学校在高歌猛进。

　　叶林平：整个谈过来看到确实是民办学校发展不易，现在大批的民办学校倒闭，很多学校整个萎缩。

　　在民办教育上的理论研究落后于时间的发展和需要，研究队伍相对薄弱，并且大多都不是民间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较差，所以对于民办教育的基本问题缺乏明确的界定，比如说民办教育的性质，市场与政府的协调，公办教育与民办教育的关系问题，办学自主性与社会制约性的问题，经济规律与教育规律的问题，投资产权回报，尤其是教师身份，教师以什么身份参加保险？这些都无法做出明确的回答。

　　还有宁波这样的地方它自己有立法权，它能够自己搞，其他的地方就没有办法了。这是第一点理论上的无奈。

　　第二个是操作上的困苦。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有许多的困苦，宏观的方针在很多时候根本无法解决违规的实际问题。政策的因素一直制约着民办教育的发展，集中表现为一是政策不清、不利，《民办教育促进法》许多条款形同虚设，影响了民办学校的生存和发展，对于教师的档案管理，职称评定，公民办学校间的教师流动无法去潮流。

　　第三个是观念上的制度。建国以来我国的学校。建国以来我们国家学校的教育基本上是包办的，所以根本谈不到对民办学校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就是教育行政部门的领导，因为我的同学很多都担任了市里面的教育的领导，和他们聊的过程中，他们觉得这个学校民办学校办得很好的话是很丢脸的事，这说明他们的公办学校没办好。如果是清华、北大出了一个民办学校的话教育局长脸上无光了。反过来民办学校也加剧了师资的竞争和生源的竞争。

　　第四个民办学校本身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在办学的规范方面自身确实存在这样的问题。我首先要问一句话，中国的民办学校是不是有必要继续成立？如果是权宜之计的话，如果没有必要成立的话可以退出，可以卸磨杀驴了，可以停掉了。这个问题首先要解决好。如果这个问题解决好了，那么其他的问题就都好解决了。

　　关于分类管理的问题，我觉得有两难，有些人觉得选择非营利的可能会得到政府的补助，其实风险更大。因为非营利性的话肯定有拨款和扶植政策，如果有能力挪用的话就会进监狱，这个风险是相当大的。民办学校的校长对这方面的选择应该慎之又慎。

　　嘉宾：刚才马校长讲的希望民办学校的教师退休以后像公办学校的教师一样，我在调查的时候发现大家都有这个心愿，这是大家共同的心愿，但是实际操作的可能性我认为几乎没有。如果把这个作为民办学校发展的要求或者是前提，可能我们就招不到教师。所以我觉得背后的问题，从根上讲是人的解放的问题，是一个人愿意到体制内做一个规规矩矩的人还是愿意自己去创一番事业的问题。特别是我在很多的地方调查，人家都提到了一个问题，我们民办学校应该有编制呀，这完全是一句空话，因为编制本身是财政给钱为基础的，民办学校怎么会有编制？这个基础在哪里？所以我感到大家要想清楚这个话题。

　　沈剑光：我想补充一些想法。我们要提出的意见要影响决策层的最高的领导，另外是要依靠地方政府解决一些问题，我们也碰到了一些问题，我们怎么帮助他们解决这些问题，这是我们的重要的目的。我在想解决公平发展问题的时候，包括学校和学生家长都要进行监督。我觉得各地的表现形式不一样，但是问题差不多，一个是认识问题，认识问题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来自政府管理部门，一个是来自投资者，现在投资者对于投资的前景不乐观，我们浙江是民营经济发展最好的地区，它有投资的愿望，但是它对前景不乐观，有顾虑，这个是影响他们发展的一点。从政府部门来讲实际上也有很大顾虑，因为这几年确实民办教育发生过很多问题，包括一些民办学校倒闭，这也导致了政府部门有不同的想法，我觉得这个想法要消除。

　　第二，有关政策上的一些矛盾，更多的是教师、企业和非企业法人的问题，我认为还有两大问题是阻碍我们发展的，一个是招生问题，招生问题实际上是我们民办学校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但是招生的问题在两个法律上是打架的，《民办教育促进法》使民办学校可以自主招生，它在理论上可以招考，而且当时周济部长说了择校到“民校”，公立学校不能择校，这意味着民办学校是可以进行考试的。另外一个法是新修订的《义务教育法》，它是要保证九年义务教育是就地入学，所以导致了这一次福建泉州民办学校和公办学校之间强烈的冲突。这是很大的问题。

　　对于教育行政部门来说对于消除这两个矛盾开始有压力了。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涉及到了我们当前的民办学校，就是融资的问题。《物权法》出来以后规定了非企业法人登记的你这个校产是不能作为抵押物的，原来民办学校创立的时候，当时我们浙江省有政策，是教学用房以外的设施都可以使用。现在《物权法》出台以后这些是不能抵押了，这样资金链就断了，因此就无法保证下一步的发展了，所以我觉得制度方面的矛盾要亟待消除。

　　第三个是行政部门的鼓励。包括我们民办学校也要考虑政府在关注什么问题，比如说财务监管的问题，我们宁波市出台了地方政府的立法，资助九年义务教育1/10的资助，按照公办的4500，我给你1000多，你招一个是本级户籍的我就给你1000，民办教育的养老保险我可以给你1/2的财政补贴。问题是来自于人大政协对我们这个政策有不同的看法，如果我们这个监管能监管好，民办学校把投资产生的利润变成回报了，然后政府再去资助它，人大就质疑了，你这个是公共财政，这样就存疑了，所以这个监管怎么监管？所以我们主张分类管理，因为国际通行的做法都是营利、非营利的，包括我们和香港沟通，它的办学主体是很多元的，但是津贴、资助、补助各类都有，但是它的监管非常严格，所以我们对于民办学校在监管方面的做法是有问题的。

　　第二个扶持政策。当然我觉得这个扶持政策还不够。包括在宁波有的同志说我们已经很开明了，但是我们做得还不够，我们还会继续给予扶持。我们现在重点是解决失业养老保险，之后就是失业养老保险以后的医疗保险怎么解决，这是我们要谋划的问题，我觉得我们浙江的嘉兴市做得最好，企业、事业都是在一个笼子里面，你到民办学校去和公办学校去，你的岗位津贴、岗位要求和工资标准不一样，但是你的身份是一致的，这就是我们今天下午在集中讨论的最理想的一种状态，实际上地方政府是可以在这些方面做一些努力的。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好的。

　　还有一个就是保障。比如说退出机制和营造竞争环境，对于办民办学校，比如说四个独立你要求它怎么做到，对于民办教育的发展我觉得要持理性的，促进它发展的意见，然后再提出一些建设性意见，之后促进高层的决策和地方政府出台政策，我们的发展就是一步步，从开始派公干教师，派校长进去，到后来解决失业养老保险，到现在申请经费进行补助，我们一步步地把它走出来。这是我的一个补充的想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