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行政改革是我国教育体制改革的热点和难点。如何认识知识经济、终身教育时代政府教育职能的转变、建设服务型政府？如何改变官本位和行政化的弊端，构建新型的政校关系，实现高等学校自主办学？如何改革教育治理模式，促进教育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教育改革如何借鉴“医改”的经验？教育行政体制是否已经积重难返？来自民间的声音显示，教育体制尽管问题纷繁复杂，但是仍然存在改革的可能性。

　　本次专题研讨会由主持，以嘉宾讨论的形式展开，各方专家就“如何转变政府教育职能”这个话题发表了各自的意见和建议，研讨会现场气氛热烈，以下是本次研讨会的是精彩实录：

　　主持人(杨东平)：各位来宾，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非常高兴大家能够冒着北京的酷暑来到我们的会场，一块儿为教育改革建言献策，我们一块儿讨论共同关心重大的主题，如何转变政府教育职能。这个系列研讨会从3月份开始，这次是第八次，之前讨论我们教育理想，教育方针，教育经费，职业教育，民办教育，幼儿教育，高等教育等问题。

　　大家知道，这一系列的改革涉及到一个核心问题，就是我们的政府职能转变，我们教育行政改革，教育体制改革，这是我们这一轮教育改革最大的难点，也是大家最期盼之处。这场改革是不是一场实质性的改革，包括学校的自主权能不能落实，服务型政府的目标能不能实现等，归根到底首先还是在政府转变职能有没有转变。我想这个目标的实现，要靠我们全社会一起来促成。

　　好在我们已经有了一些改革的经验和可以借鉴的实践，主要是我们经济体制改革取得的成就，医疗体制改革取得的成就，我们地方教育制度创新方面取得的成功经验，这一些都为我们深入开展教育行政职能的转变提供了基础和信心。

　　在这个会议之前，我想先介绍一下我们大会的嘉宾：

　　九三学社的副社长邵鸿，邵鸿老师就高等教育问题在两会上发表了强烈的意见。

　　上海市教育副主任尹后庆。尹后庆是一位很有教育理想和丰富教育经验的实践家，曾经担当过社会发展局的局长，浦东新区的政府职能转变主要在尹主任手下完成的，等下他会给我们介绍经验。

　　胡平平，现在是教育部教育质量监测中心的副主任，曾长期担任安徽省教育厅的副厅长，对农村教育有非常深刻的体验和管理的经验，对中国农村教育非常了解。

　　丁宁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部原副主任。

教授，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教授，是这次医改方案主要的参与者，可以给我们带来医改方面主要的可以借鉴的经验。

　　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的体制室的副主任王烽博士。

　　蒋中一，国家农业部的教育专家，长期关心农村义务教育问题。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的从春侠教授和中央教科所的储朝晖博士，他们都对中国教育和改革有很深的了解。

　　北方交大的资深教授，工科博士，国务院产学研合作教席的主持人查建中。

　　潍坊市的教育局局长张国华，也是非常有理想和实践的教育专家。潍坊市在中国是优秀的教育地区。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余晖老师，是行政改革方面的专家，参与国家很多重大政策的制定。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中国体制改革杂志社的社长袁绪程老师。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教授张鸣，以敢于直言而闻名。

　　北师大的沈绮云教授。

　　张守礼，奕阳教育研究院幼儿教育专家，也是出版行业协会的领导。

　　我们今天下午的讨论分两个单元。第一步讨论教育行政体制改革如何向其它领域改革学习借鉴，有两个主题发言，一是李玲介绍一下教育行政体制改革可以向医改借鉴什么，另一个是袁绪程介绍教育体制改革可以从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借鉴什么。有请李玲教授做主题发言！

　　李玲：谢谢杨教授的邀请，尽管一直在教育体制内，但对教育的改革实在是门外汉，他给我出了这个题目，是从医改的角度来看。但其实，我们讨论医改的时候，每次都会谈医疗改革要向教育改革学习，因为无论国家财政的投入还是目前改革的各个程度，教育改革都要远深化于医疗的改革。

　　主持人(杨东平)：我们感觉是相反的。

　　李玲：我这次是来学习的。我觉得医改真正是全民的改革，每个人都参与了，讨论涉及的范围深度和广度超过教育改革。我在准备PPT的时候，在网上查询的时候，发现在老师、学生、教育部门之内还没有更广泛的大讨论。医改从今年3月份之后，以及医改方案出来以后，是非常长的全民大讨论的过程，应该说争论非常得激烈。现在争论其实也还在进行时，尽管医改方案已经出来了。

　　无论是医改方案出来，还是我们最近面临的金融危机，都可以看到我们正处在一个大时代转折的阶段，所有这些改革的讨论和争论给我们的启示和思考。第一个问题要讨论的是政府和市场作用的问题，这一直是一个基本的问题，但似乎在这一次大转折变革中，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大家都可以看到，整个学术的思考、观念都在悄然地发生着变化。尤其大家正在说，美国正在走美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连通用汽车都已经国有化了，政府干预的力度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深和广。国际上也有学者说新的潮流是“万能政府”潮流。

　　但我想我们应该客观地认识到，任何机制都有可能遇到问题，政府有政府的失灵，市场有市场的失灵，没有万能的机制。我们看到的困境是什么？当出现问题，出现危机，无论是金融危机，经济危机，还是天灾人祸，社会和老百姓都需要有人出来解决危机，为危机承担责任。应该找政府还是找市场？原则上说，政府的责任应该找政府，市场的责任应该找市场。但我们看到，在美国这次大规模的救市中发现市场是看不见的手，你找不到具体负责的人为它负责，而且找到也负不起对它的责。政府作为看不见的手，作为社会机构，以国家为单位，必须承担无限责任。所以，我们可能面对的困境，尤其现在社会越来越注重科学技术发展以后，风险是在加大的。我们可能面对的困境是很难解套的，就是我们即将面临政府的权力是有限的，但政府的责任是无限的。这是我们面对的一个困境。

　　包括现在教育体制出现的一些问题，最终还是会涉及到政府。这次医改，政府如此高调出击，是中共中央国务院签发的医改意见，而且强调政府主导，加大政府投入，公益性，制度的建立等，我觉得这是我们政府对改革发展认识的深化，既然这个责任是政府的，就不如旗帜鲜明地承担这个责任，而不用等到它出了问题再来兜底。

　　第二个值得我们思考的是上市监管的困境。今天讨论的正好是行政体制的改革，既有监督也有管理的问题。这次金融危机一个比较流行的说法是“监督不严”，因为里根政府上台以后，新自由主义盛行，放松了金融的监管，最后导致了泡沫，这样产生了目前的危机。

　　但我们应该客观承认的是，监管机制的建立一直是滞后于市场的发展，它一直是救火，出了问题它是堵的，而不是疏的。这次金融危机给我们的启示是，全球监管机构的建立严重滞后于全球化的进程，也就是说，尽管我们在喊监管不足，在全球化迅猛发展过程中，全球监管机制的设置远远落后于全球化进程。堵是堵不住的，而且就像这次美国的金融危机，大家可以看到，金融危机以后，无论在美国还是在欧洲，大量的金融机构在国有化，尽管政府说这是一个应急的方案，等情况稳定以后会再转变过来。但我们看到政府是责任的最大承担者，而且从金融来看，它为什么监管不了，它和我们教育、医疗有非常大的相似性，那就是它存在巨大的信息不对称。

　　实事求是地说，其实你管也管不住，因为华尔街的“弄潮儿”是数学的博士后，物理学的博士后，很多人组成一个团队，若干年的努力研究出一个金融衍生产品，不仅外行，行内的人都很难看懂，而且监管难度非常之大。所以，应急的方案无非是国有化。这个过程就是管办合一的过程，我们一直在说管办分开，但我们要了解是哪个层次的管办分开。政府承担责任到那个地步，市场和政府如何很好地配置，都是这次给我们的启示。

　　最近我到美国开了一个比较高层的会议，看到美国的变化非常之大，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秘诀美国正在高举着，美国正在改革开放，奥巴马政府新的治理原则正在运用到市场机制，这是“有家长的市场”。市场是急功近利的，需要一个有智慧的长者，需要政府的代替，也需要我们的机制和制度的设计来代替，给它更长远的目标定位，所以，美国正在探索制定公共政策的新理念。从根本上引导理性行为，它现在的班子里大概有二十位左右都是搞行为经济学的，它不仅仅用传统行政的，或者指令性，或者完全放手不管的，而是根本上给民众以理性的思考和理性的行为，这其实是与我们中国文化的“防患于未然”更贴近。

　　从这个角度我们来看教育改革和医改，我也做了一些功课，查了一下，因为现在教育改革还没有一些具体的东西，可以稍微把它作为纲领的是十七大报告中关于教育和医疗的。我对比了一下，这是十七大报告里关于教育的内容，定位、目标和措施，应该说定位是很高的：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目标是要优先发展教育，建立人力资源强国，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到这儿，我就有一个问题，在座的各位等一下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就是“什么是我们的教育方针？”我想这是教改应该澄清的问题。教育的方针在哪里？

　　对比教育在十七大中的内容和医改在十七大的内容，我个人认为，医改在根本问题上可能会澄清得更好一些，比如它的目标是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这是一个“基本制度”的建立，整体框架要比教改更完整。另外，它是一个系统性的改革，从筹资体系，服务的提供体系，监督管理体系，人才培养体系。教育可能是比医疗更广泛的社会系统工程。如果单点改革，任何一个措施都很难奏效，它需要系统的设计，统筹兼顾，有效地约束才能解决问题。医改里明确了所谓的医改原则和方针，坚持公共医疗卫生制度的公益性，以农村为主，中西医并重。

　　下面都是针对各个体系解决的问题，目标和原则上，我个人认为教改可以从医改里吸取一点。在教改里，提到坚持教育的公益性质，第三点措施里，医疗同时是坚持公益性质，过去谈的不是很多，现在在不断谈公益性，我们需要对教育的公益性，医疗的公益性，这些概念上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什么是公益性。这一点我想我们没有很好的共识。

　　公益性应该是指公益机构的行为和目标与政府的行为相一致。当然，政府代表全民族、全体人民的意志，它其实是社会福利最大化的一个目标，公益性就是社会福利的最大化。我们谈这么多年的改革，无论在教育还是改革，都是在谈公平的问题。我们现在更要澄清的是体系的效率，有微观的效率，比如一个学校，人大附中或者北理工有微观的效率，机构的效率。还有社会宏观的效率，这两个效率哪一个优先，哪一个是纲，纲举才能目张，考虑社会，微观和宏观的定位应该是不一样的。过去三十年教育改革考虑的更多是微观的效率，机构的效率，而不是社会福利的宏观效率。而微观效率和宏观效率常常是不一致的，我们应该把宏观效率定好之后，微观效率才能够得到更好的保障。

　　公益性的实现不能靠微观机构，比如医院回归公益性，不是靠医院本身回归的，医院没有积极性做公益。如果你考核它的指标，是微观效率，他会考虑自己的收入和收益最大化。保障公益性需要一系列的保障措施，需要定位和任务，说到底是国家层面的教育方针，教育理念是什么，在这个基础上是配套的财政支持，以及宏观的管理和考核。其次才是行政的机制，微观的管理。

　　国际的经验，大概在公立机构的管理上新的趋势和有效的方法都是组织机构的扁平化，政策制度上的集权和管理运作的分权结合，要建立统一、精简、高效的行政管理机制，在具体的管理上要建立层层授权的问责机制。当然，这是在目标明确，定位明确的基础上，由组织和管理框架的保证配套的问责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