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近半个世纪以来，公众对国家基础设施的投资大都是出于对冷战时期国家安全的考虑，我们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军备竞赛刺激了研究型大学、国家实验室、州际高速公路系统、电信设施、机场和空间项目的发展。许多被我们视为理所应当存在的技术，从半导体到小型飞机、从计算机到混合材料都是源于国防的需要。

　　在上一个十年中，世界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如苏联和东欧剧变、德国统一和中东和平进程取得重大进展，虽然少了超级大国间的对抗，国家安全的威胁减弱了，但我们仍要面对恐怖主义和地区性的民族冲突。随着外在威胁的减弱，公共性投资的驱动力也减弱了，和平并没有把新的资源从冷战后的世界中解放出来应用于关键的领域——例如教育和科研中去，取而代之的是转向了国家其他方面的当务之急上。我们有太多的社会问题亟待解决，如经济竞争力、国家医疗保险、犯罪以及基础教育计划，这其中没有哪一项是不急着需要资金的。

　　为了巩固国防而发展起来的许多现存的学术基础设施正处于危险之中，国家实验室正面临着被大力缩减的命运，它们正在寻找国家需求以外的新任务。竞争激烈的市场使我们的压力成倍增加，因此，学术机构的投资人已经开始促使美国把工业研究活动的精力重新集中到短期即可收益的项目上，而非长期的科研项目。

　　同样严峻的是，有迹象表明，国家可能不再愿意或有能力为大学主导的研究进行投资，至少在同样的财政水平上或那些需要同等支持的、被好奇心所驱动的基础研究项目是这样。国会已经明确表示，它将在那些被联邦资助的研究中寻求新的绩效标准，如同它将从政府的其他领域通过诸如《政府绩效法》(Government Performance Results Act)等条件来寻求一样。12然而，针对在冷战时期发挥了很好作用的政府与大学之间的合作关系，联邦政府需要为这种关系寻找一个后继者。13因此，包括研究型大学在内的许多重要的社会研究机构，仍将处于某种危险之中，直到后冷战时期美国形成新的社会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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