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历史，社会创造了大学，支持了美国大学，大学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机构也要对社会肩负起应有的责任。26大学存在的一个关键性的社会原则是：教育是公众福利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大学是为了给社会谋福利而建立的。如同公园和警察局，仅仅依靠个人的力量是无法满足社会和公众的广大需求的。进而公共政策规定，大学值得全社会支持，而不仅仅是由个人为了某个具体的教育计划而赞助的。27

　　在建国初期，大学给社会带来的利益体现在公众性和民主性上。从杰弗逊(Jefferson)的手稿和早期的法规，如1785年的《联邦条例》(the Federal Ordinance)可以看出，教育对国家的民主制度是非常重要的。一系列的政策与社会工作重点，如《毛利尔赠地法》(Morrill Grant Acts)、《退伍军人再适应法》(The GL Bill)、《高等教育法》和联邦助学金计划，以及佩尔助学金(Pell Grants)等体现了这一理念。其目的旨在推动不同的人与组织享有共同的权利，并且能使公民懂得他们在自由社会中的责任。在这个时期，高等教育由传统的精英教育转向了大众教育，对于这个信条，杜鲁门政府在1952年进行了最好的阐释，那就是每一个高中毕业生都应该有机会接受大学教育。直到今天我们都一直延续着这个理想。人们要求大学为有教育需求的公民提供他们能负担得起的、高质量的终身学习机会。

　　然而当今，甚至是在社会对中学后教育的需求不断增长的时候，我们也发现人们把教育看作是值得社会大力支持的公共事业的认识也在削弱。28 最近几十年来，有一个明显的趋势，即公立高等教育的费用由一般性的税收支撑，过渡到了由学生所交纳的学费支撑。更具体地说，在20世纪70年代，有一个政策就是要将高等教育推向高学费、高贷学金的模式，即使在公立大学中也是如此；80年代我们看到了另外一个变革，学生助学金的发放从拨款改为贷款；90年代以来又多了一个变革，通过1997年的预算协议把联邦的财政支持项目改为给中产阶级降税以补贴教育开支。29经历了这30年，人们的承受能力已经成为了联邦高等教育政策的驱动力。联邦计划已经由高等教育产业投资(学生和学院受益)转向了高等教育的市场投资(学生和家长通过税收受益)。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已经摒弃了过去政府向高等教育提供支持的看法，既然受益者是更广阔的社会阶层，那他们也应该为高等教育支付更多的费用。30无论是对公共资金有意识或无意识的紧缩限制与重点的改变，我们都要接受一个新的信息，即高等教育已经变成了一项私人的福利，因此，其费用也必须要由直接受益人——学生来支付。与此同时，高等教育的前景也由一个社会机构向一个产业转移，工业的价值观影响了大学，大学越来越像是一个市场，向学生和顾客提供受教育的机会。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联邦政府与研究型大学形成了合作关系，这是由于国家经济的发展与军事安全需要新的科学知识的创造和应用。这种合作发展并创新了许多科学知识，从国家利益出发，联邦政府为校园研究提供了支持，以保证基础研究的进行和培养人才的需要。

　　然而，看起来规则又要改变了，国家安全的驱动力曾作为基础研究的最主要的刺激力量。随着冷战的结束，这种驱动力正在减弱。今天，国家正在寻求新的驱动力。在平衡联邦预算成为最主要任务的环境下，相对于那些不受限制的、在政治上更受欢迎的联邦津贴项目，联邦支持的研究计划将受到侵害。进一步说，联邦政府与大学合作的性质实际上已经改变了。以前政府是大学的合作者与基础研究的资助人，而现在，政府成为了研究的经纪人，帮助大学寻找新的服务对象，这就大大降低了双方的信任与信心，而这种信任与信心是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逐渐建立起来的最重要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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