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历了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大学的扩招、公共和私人的资助都随之增加的时期，以及80年代和90年代毫无增长的时期，高等教育再一次面临着新的挑战。今天，我们能够看到教育和科研的支出远远超过了大部分学校的资源承受能力，未来的情况也是如此。21当然，可能从来没有过足够的支出能满足教师、学生与管理者不断增长的需要。22但是高等教育目前处于一个预算窘迫的时期，传统的资金来源在今后已经无法支持科研、教学水平的提高。

　　这种看法也许与最近的经历不一致。毕竟在90年代后期经济出现繁荣，联邦政府通过平衡财政预算增加了对学生助学金与科研的支持。美国看起来仍将持续繁荣，所以对公立大学的投入还会增加。

　　然而，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由于国家与各州财政政策的结构性缺陷，美国的高等教育将会面临巨大的挑战。这些财政政策是为了适应当今社会全球化、知识化的经济而作出调整的。23联邦政府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对高等教育的投入一直处于停滞或者下降的状态。虽然个人收入所得税在不断提高，但是诸如社会保险、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等政府津贴计划以及国债在国家预算中占据了前所未有的巨大份额，目前这些投入已经占到联邦财政开支的67%。

　　联邦政府于80年代对助学金的突然削减粉碎了许多学生渴望平等接受教育的梦想。大学不得不勉强凑合着弥补财政上的差距，部分途径是增加那些可以支付起学费的人的费用。联邦政府也采取措施，通过限制营业间接成本偿还及要求大学为联邦资助提供配套经费的方式，把联邦资助研究的很多费用(成本)转嫁到大学上来。这就迫使很多大学不得不把经费从教学和服务上转移出来，以补贴联邦科研项目。

　　在1997年的预算平衡决议和1998年《高等教育法》中，高等教育成为政府优先考虑的部分。这些政府行为的主要受益者是中产阶级的学生和家庭，而非高等院校。具体来说，包括预算协议在内的大约400亿美元通过限制和减免税收来减轻大学教育的费用。因此，这笔钱直接流向了学生和家长，最终这笔款项更像是一次变相的消费，而不是增加了教育机会和提高大学的教育质量。

　　当超乎想象的经济增长抹去了联邦预算赤字的时候，随之而来的是应用国家安全付出的盈余来支持其他的活动。今后20年中，随着婴儿潮一代逐渐退休，政府需要为养老等社会公益项目提供更多津贴，这将会影响对助学金和大学科研计划的投入力度。

　　各州实际所面临的压力比表面上严重得多。80年代和90年代早期，各州对高等教育的照顾曾一度跌落。虽然近些年来，各州对高等教育的支持有所恢复，但是其他财政支出诸如健康保险、社会服务和基础教育等仍会继续与公立高等院校争夺资金。24由于联邦预算项目如公共医疗补助、基础教育等资金实行强制划拨，因此高等教育经常就要为大部分资金被分配完毕之后剩下的州预算资金而展开争夺。

　　虽然高等教育得到了公众的支持，但是仍有一个情况让我们感到忧虑，那就是这些投资都被用于扩大高等教育的规模，而并非用于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由于地方的利益驱使，很多地方出现了高等教育机构激增的现象，特别是这些学院声称是以科研为首任。在美国许多地方，社区学院变得几乎和高中一样普及。社区学院变成了四年制大学，四年制大学又开办了研究生课程，州立大学成为研究型大学。这一切都导致了美国高等教育在结构上的重复建设。我的同事们创造性地把这种现象称为“高等教育的哈佛化”。这种不切实际的愿望刺激着每一所学院都野心勃勃，力图成为另一个哈佛，这就使得分配给每一所机构的公共资源份额减少。

　　美国高等教育将继续面临不断增加的需求：入学率的增长，新的教育模式，国家重点的研究计划和地方、州和国家各个层次的公众服务。由于知识本身的增长带来的学习费用增加，同时高校也难于实现生产性的收益，因此这些教育服务将变得更加的昂贵。进一步说，许多大学正在面临着资源有限的危机，这就使得它们如履薄冰。由于教学与科研的良好环境和辅助设施建设在过去没有达标，导致了许多学校的教学与科研力量有所下降。20世纪60年代我们得到了数量可观的投资，而70年代和80年代却被大幅度削减，设备购置几十年中一直处于资金不足的状态。

　　即使我们有在将来重建国家的信心，我们的资源基础也远远赶不上高等教育的需要。可能我们还很难把资金从其他财政开支(如医疗卫生、初等和中等教育、减少犯罪和国家基础设施的重建等)中争取过来。社会还要继续追问它们的投资是否与高等教育的成果相匹配。

　　高等教育面临着什么样的变革呢？传统上，私立学院已经越来越依赖于学费和其他收费，并把它们作为开支的主要来源。但是这些学院的学费增长太快，以至于只有富裕的家庭才能承担得起。而公立大学的学费比私立大学少，这是出于政治考虑来强制执行的。结果是，在未来几年中，学费的增长在满足教育质量成本增长的需求方面不会发挥大的作用。

　　一些学院可以通过私人捐赠的方式来获得新资源。近年来，大学基金在数量上不断增长，重要性也不断增大，这充分表明私人捐赠已经成为大学投资的重要来源。然而，这些机会对很多学院来说都是很有限的。他们在争取基金上所付出的努力与吸引新资源的付出不相上下。

　　一些大学重视争取联邦专项资金，甚至动用专业的游说组织，促使国会通过决议来推动一些特殊项目的建设，以获得联邦的支持。即使他们的努力都花在了旁门左道之中，它们显而易见的成功还是鼓励了越来越多的学院来追赶这个浪头。

　　大学正在努力成为应用这些资金的主人。为此他们采取了许多方法，例如，开发专利和开展商务，进行有偿技术转让。这就为一些研究型大学源源不断地提供了资金。另外一些学校力图通过卫生保健来扩展服务，通过再教育来获得资金。但是，这些从属性的活动仍然是以牺牲教学质量为代价的。这足以表明，政府应该约束这种活动，或者至少要对他们征税。

　　资金来源的有限，无疑促使大多数院校把目光由增收转向了节支。他们采取了限制花费的方式，借鉴了商业界诸如高质量管理和持续性发展的战略，把节省开支放在了首位。作为这种努力的一部分，大学已开始减少不必要的活动。除努力节约开支外，高等院校还采取了更大胆的方法来降低办学成本。这些方法在商业和工业领域都曾经用过，但由于等院校在组织、运作和管理方面都有自己的一套方法，因此我们常常不能适应工商业界降低成本的方法。一些大学可以通过他们长久以来的声誉和相对的繁荣，来继续吸引和保留最好的学生和教师，并可得到维持教学质量所需的资金，这就使得他们可以保护自己不受开支压力的干扰。这样既能允许他们继续保护其传统任务、质量和特性，也能把他们从备受批评的创收活动中解放出来。有人也许要问，现在整个高等教育事业资源不足，把更多资源投向重点大学仅仅为了维持它们传统的角色，会不会导致它们日渐脱离美国和世界上高等教育的主流，从而动摇其领导地位呢？

　　但是仍然有更多的问题出现，如同1997年国会就“高等教育国家投资委员会”(the Commission on National Investment in Higher Education)的报告中所强调的那样。25当一些学院有能力应付当前的资金紧缺局面时，对高等教育事业和国家的意义就显得更加的意味深长了。当某一段时期社会需要的教育费用不断上涨时，将意味着上百万的美国人失去了进入大学学习的机会(除非我们可以努力协调增加公共投入)。按照目前的资金来看，维持当前的入学率都是很困难的，更别说满足不断增长的教育需求了。如果没有共同的行动，可以预计高等教育产业的债务将在2015年达到400亿美元，这仅仅依靠学费是绝不可能填满这道鸿沟的。完全依赖这种收入，将会使得高等教育的花费更高，将会导致更多人无法得到受教育的机会。我们需要努力扩展我们的生产能力，重塑公共支持。即使如此，也不能使高等教育维持它们的现有的教学与服务的模式。

　　我们目前所使用的高等教育财政模式、控制开支的手段，以及价格定位，如果不是全部革除的话，也需要大量的修改。我们应该有这样一个长远的假设，当代人通过税收或者学费为下一代人支付教育费用的情况将会越来越少。以教师为中心的现代大学看起来很难控制不断增长的开支，如果我们准备好满足国家对高质量教育的需求，现在是反思和寻找新途径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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