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美国人听说自己的国家正在发生人口的变革时，可能会第一次想到人口的老龄化问题7。战后婴儿潮那一代已经进入中年而且很快就要退休，这给我们现行的津贴项目如社会救助和医疗保险带来麻烦。在经历了20 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一个短暂的年轻人数量下降以后，我们又重新看到了大学新生的增加，这是对婴儿潮那一代人的回应。然而，老年人数量的增加大大超过了年轻人数量的增长。在这个国家，超过65岁以上的老年人很快就要超过十几岁的年轻人的数量。这种情况在我们的有生之年将会一直持续。进一步讲，我们国家人口与劳动力的增长率已达到历史最低点。自从出生率和死亡率降低到平均水平以下，我们越来越清晰地看到，美利坚合众国在我们的有生之年不再会是一个年轻人的国度。社会中高龄人越多，社会也就会变得更加保守，国家优先考虑的事情越来越集中在如何解决老年人的问题而不是满足年轻人的需要上。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美国和欧洲大部分国家进入老龄社会之时，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口却越来越年轻化。今天世界人口的一半都在20岁以下，地球上有超过20亿的青少年，他们大部分都居住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 。二战后，美国出生了4000万儿童，他们在50年代改变了我们的消费习惯，在60年代主导了我们的政治，在90年代给我们贡献了总统。与这一代人一样，全球年轻的一代也将对世界文化产生巨大的影响。

　　我们再给这个年轻人主宰的世界添上廉价的全球化的交流工具，你就能想象出那是一个怎样的情形了吧。8十年中，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将会被迅速出现的遍布全球的信息技术联系在一起。让我们看一看这些源自年轻人“连线团体”(wired communities)的流行文化的雏形吧，从MTV音乐台到《连线》(Wired)杂志，都明确地告诉我们，我们的现在决不会是他们的未来。他们绝对会被某种文化同化，他们将会吸收世界各地的文化并将其混合起来，由此派生出新的社会。与此同时，他们对教育的需求将会有惊人的增加。9

　　一个同样意义深远的人口现象是，美国社会变得越来越多样化。美国对本国的人种和民族越来越包容，女性、少数民族和移民大约占到新增加的劳动力的85%，目前占到我国工人总数的60%；那些我们曾经认为是少数民族的非洲裔、拉美裔、亚裔和美国土著居民已经在加利福尼亚州、亚利桑那州和得克萨斯州成为主要人口。到21世纪晚期，美国将变成一个少数民族的国家，多数民族这一群体将不复存在。女性已经在我国和我们的教育机构中开始起主导性的作用。无论在公共部门还是私人部门，女性的领导作用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在社会事务中未被充分代表的少数民族和女性群体充分地参与到公共生活中来，这对于实行人类的平等与社会公正是至关重要的，对于美国未来的强盛和繁荣也同样重要。我们的国家不能承受浪费人才的代价，而许多文化和社会财富正是那些不被认同的人所创造出来的，如果我们无法创造一个让智力资源在所有公民中流动的环境，我们注定会在全球事务中丧失作用并导致社会发生动乱。最悲惨的是，我们将会违背我们建国时的承诺，那就是民主。社会与经济的现状使逐渐增加的多样性所带来的挑战复杂化了。我们国家的发展仍然被种族隔离与不能同化少数种族文化所阻碍，这离一个美国的目标还很远。

　　人口的变化对于高等教育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纵观历史，美国的高等教育一直在满足不断变化的人口的需要。当美国大开发继而进入工业化社会之时，我们的大学也扩大了招生人数，发展了职业学院，把大学教育转向应用领域，如工程、农业和医学。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二战后的高等教育再次从规模到任务都有了很大发展，以吸收退伍军人和婴儿潮的那一代人。由于有了联邦的帮助，例如1965年《高等教育法》(Higher Education Act)，我们的高等院校逐渐增加不同种族、民族与文化群体的参与，而这些人在学生和教师队伍中都是不寻常的。我们已经试图建立一个支持性的环境，接受、容纳并保持多样性，这种多样性对于我们的教学、科研和服务的质量是至关重要的。

　　今天，我们的大学学龄人口再一次增长，到2015年传统意义上的大学生数量将会增长30%。10我国的一些地区将会面临人口增加与人种结构变化的特殊挑战，例如加利福尼亚州第二人口出生高峰期间出生的人，在下一个十年将会有100万人在大学学龄，得克萨斯州的学龄人口将主要由少数民族构成。

　　美国人口变化的特点与需求使大学生和高校这些概念被重新定义。今天进入大学的学生只有17%是处在18—22岁这个年龄段的，这是我们认为的传统意义上的学生。我们的校园中的学生不再是主要来自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的高中毕业生了，学生的多样性体现在各个方面，如年龄、性别、种族和社会背景等，这就要求高等院校建立与此相应的教学计划。

　　今天的大学生大多是已经成家并有工作的成年人，他们往返于校园和工作单位之间，或者借助网络空间为他们的事业寻求必要的教育和技能培训。当我们意识到这种学院层次的成人教育需求比青年学生的需求更大时，当我们对高素质的工人需求更多时，对传统的、寄宿制的学院的挑战出现了。这些新的成人学生有新的期盼，他们热切需求更高的教育质量，以及更贴近现实的训练。因此，我们正在开始面临这样的压力，就是学校从以教师为中心向着以学习者为中心转移。进一步说，我们以前实行的是“以防万一式”(just in case)的教育，就是在学生真正需要这些知识之前，学生完成本科或研究生阶段的学习，来取得学位；而现代社会需要的是“及时式”(just in time)的教育，也就是不以拿到学位为目的，当工作有需要的时候就去学习，而且课程也是依据学生的需要来制定的。

　　然而，前几年的事实表明，为不断多元化的人口提供服务的道路也可能会变得更加艰难，当大学逐渐能够理解不同师生的教育利益时，它们却被过去应用的体制所约束。它们曾经利用这个体制，而现在我们却看到了一种倒退，很多行为违背了我们早期的承诺与计划。法庭和立法机构正在挑战长期以来被民众接受的项目，如肯定性行动和机会均等等。我们的社会里由种族、阶级与民族导致的两极分化愈演愈烈，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与此同时，我们的国家和世界由于现代通讯与运输技术的应用，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联系却越来越紧密。

　　作为一个国家，社会日益增长的多元性是我们的挑战之一，同样也是我们最重要的机遇，因为多元化带给我们无限的生机与活力。大学既是社会的镜子，又是一座灯塔，大学的独特职责在于帮助我们的国家建立多元文化、多种社会的有效模式。我们必须努力达到一个新境界，使校园内外不同种族和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都能够相互理解、相互宽容，实现自我价值。但是，我们必须在一个新的政治框架下完成这个任务。很明显，我们需要新的政策和新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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