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高等教育明显受到联邦政策的影响，但是，和联邦政府拥有许多其他优先权一样，州政府应当担负起为现代大学提供必备资源的主要责任。因此，当大学卷入州的优先权与联邦政策的冲突中时就会出现紧张局面(如州信息自由法和联邦隐私权法律之间的对立)。而且，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联邦即使偶尔进行干预令人厌烦，天高皇帝远，至少有着地理上的距离，而州政府选举出来的官员，恰恰就在大学的后院。不幸的是，由于高等教育是多数立法者值得骄傲的优势资源，这又为他们谋取政治利益带来了诱人的契机。

　　公立大学和州政府之间的关系颇为复杂，在这方面，州和州之间的情况也大不相同。一些大学，在机构上作为州政府的组成部分之一，在雇佣关系和业务实践方面与其他的州机关一样对州政府负责。另外一些大学，通过宪法或立法条款从州政府那里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自治。但是，所有大学都要通过州政府税收拨款这一纽带接受公共财力的影响。

　　大学和州政府之间关系紧张，最常见的原因与现代大学的多重使命有关。多样化的使命有着相应复杂的支持者，也带来了错综复杂的政治考虑。大学努力扩展其服务对象，有时候难免招来政治争斗，如目前风行美国的关于肯定性行动与种族偏见问题的冲突。大学在刺激经济发展的努力中，不管面对的是当地的商业企业还是高科技产品的产权收益，围绕大学教育活动免税的不公平竞争问题又与私营部门发生了冲突。由于肯定性行动计划使一些选民的孩子没能进入大学，由这些选民选举产生的州政府官员们就会对这些大学施加压力，奔走游说，努力为其选民争取利益。

　　在美国的许多州，在本州的各学院和大学之间适当地划分职能成为一大难题。尽管大多数的州都有王牌州立大学，但是许多公立学院和大学都想方设法提高学校的规格，渴望能够拥有公立研究型大学所有的职能：社区学院想成为四年制本科大学，本科学院则力求增加研究生学位授予计划，综合大学极力成为研究型大学。由于所有的学院和大学都有着地区性的政治代表，如果达不到州范围的影响，它们都能够不断地加强政治支持，实现扩大职能领域的雄心。甚至在那些由“主体规划”(master plans)推动的州，如加利福尼亚州，都有明显争取政治驱动职能扩展的趋势，这就必然导致了机构的不必要的膨胀以及计划重叠造成的铺张浪费。

　　州干涉大学的另外一个原因在于州的官僚机构行使权力的强烈欲望。州的行政机关试图将高等教育纳入它们的权限之中，甚至涉及大学自治的问题。有时，大学的特殊要求及其历史沿革成功地在一些领域证明了其独立性，例如在雇佣和签约等方面。但是，一些官员——尤其是那些经由选举当选的官员们——还有一种观点，他们认为，如果大学对公共利益负责，州政府就应在建立于公共基金基础上的大学事务中发挥一些作用。

　　我们决不能低估一些州的领导人对高等教育日益增长的沮丧，他们觉得，高等教育缺乏责任感，也不愿意考虑社会其他方面变化的特征。近几年来，在确定高等教育课程方面，州政府的作用有扩大的趋势。州政府的干预削弱了宪法赋予大学的自治权。全州范围的体制和协调机构施加在公立大学头上的权力远远大过从前，许多州的公立大学受到州政府的法规、条例和官僚制度等的层层限制。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基于工作成绩的基金的大量使用，这项基金的拨款款项与大学在一定范围内的成绩相关，如毕业率、研究生就业以及教师成果，几乎有一半的州已经开设了一些这样的基金，另有四分之一的州期望在5年内使用。足具讽刺意味的是，州政府对大学的控制越来越严密，而对另一些企业如医疗卫生和无线通讯却解除管制，二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即使州政府被说服退出对高等教育的管制，但仍会有政府官员个人参与的政治诱惑。一名议员通常都通过批给当地学院或大学土地或者增加预算——不管是需要还是想要——来证明他或她工作的努力。议员的权力越大，政治拨款的机会就越大。即使这些议员没有可以报答的母校，就随便找一些学校满足一下炫耀政治权力的欲望罢了，通过谴责教育费用或者学生在校园中的表现，他们就能引出一连串的顾虑，不仅吸引注意力还能拉选票，甚至一些公立大学通过努力达到优秀的成绩，也会有人谴责是“精英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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