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商业界，管理方法的改革具有高度的战略意义，是一个复杂的规划和变革的过程。在政界，有时铁腕领导人的一个妙策就能够征服选民，发起一场改革运动。由于不具备政府特征，具有创造性的现代大学的改革面临着与之截然不同的命运，大学高层领导的多数想法受到鄙视或嘲笑，人们认为这不过是异想天开，会很快过去，即使是正式的战略性的计划也会受到冷遇，当然，除非是有关清晰可得、立即可行的预算结果或者是教师奖赏。正如斯坦福大学的前任校长东·肯尼迪(Don Kennedy)所说的：“学术文化养育了一整套有利于当前事态的政策和惯例，以期穿越可能的未来。这是保守主义的特征，或许更是衰老的表现。”25

　　变革的阻力决定了学术界对外界力量的回应，例如，高等教育机构曾经常反对联邦政府计划，包括《退伍军人再适应法》(认为退伍军人会侵占校园)、佩尔助学金(认为会为贫困、没有资格的学生敞开大门)、直接贷款计划(direct lending program)(认为不利于掌握所有的文本)。然而，最终高等教育每次都改变了它的立场，适应甚至是热切地接受这些新计划。

　　大学的变革经历了一个空洞的、有时又很单调的过程。计划首先是作为实验气球而应用于实践的，如果这些计划能来自于民众和被民众接受会更好。在经历似乎数年的无休止的辩论和对基本的想法和假设做出质询之后，大学才能够做出决定，迈出艰难的第一步。如果大学的改变要影响到教师高度企业化的文化，就必须致力于鼓励和奖励的核心问题，变化的发生不是由于总统致辞或者委员会的报告，而是发生在基层教师、学生和职工的身上。大学重大的变革经常是对所意识到的危机的回应，很少是由激动、机遇和希望来驱动的。大学不能简单地回应而应该积极地寻找改革的契机，正如我的一个同事所说，如果你觉得需要做出改变，而大门外却没有一只现成的大灰狼，那么，你最好引来一只。

　　当然，遵循共同管理和服从多数意见的悠久传统来寻求变革有时会弄巧成拙，因为，这一过程常常会把所有问题又带回到(现状)。我的一个被激怒的校长同事曾经说过，大学教师是地球上最后相信“现状仍不失为一个选择”的支持者。一定程度上来说，对变革强烈的抵制是可以理解的，毕竟，在某种意义上，由于一直保持着先辈的传统和价值观，大学才成为文明进程中最悠久的社会机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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